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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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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为适应党校教学的新布局而编写的,是中央党校"三个基本、五个当代"的系列教材之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当代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阐述了中国国防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主要内容包括当代国际战略格局和安全形势,当代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当代中国国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国防政策、国防建设、军事战略、军队建设等。本书既可作为干部教育读本,也适用于全民的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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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第四章 我国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随着维护和平力量的上升和制约战争因素的增多,以及我国综合国力、抵御风险能力的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营造安全环境的能力显著提升,我与多数国家关系呈现进一步深化发展趋势,外部环境总体有利,周边和平态势可望保持,我国发展仍将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深刻演变、国家利益全方位拓展和国内经济社会持续转型,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复杂,遇到的外部阻力和挑战逐步增多,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任务复杂艰巨。 第一节霸权主义对我国安全构成重大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美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美国在寻求与我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的同时,也将我视为称霸全球的战略竞争对手,明确将应对我国“崛起”作为战略优先任务,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对我国的战略防范和牵制力度,对我国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一、持续对我进行战略遏制 为实现长期主导亚太秩序的战略目标,美国积极推行“巧实力”战略,借助灵活外交手段,加速构建区域zhengzhi联盟,离间我与周边国家的zhengzhi关系,抵消我日益扩大的zhengzhi影响。 美国通过首脑会晤、高官访问、提供援助等形式,在我国周边地区频繁活动、谋局布点。一方面,注重巩固和深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传统盟友的zhengzhi关系;另一方面,积极拉拢其他周边国家,包括寻求同印度、越南、蒙古等国建立更密切的zhengzhi关系,以及不断向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并启动了“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等带有浓厚zhengzhi色彩的重大项目,不断强化现实影响力,努力构筑对华zhengzhi“隔离墙”,积极充当管控亚太的“离岸平衡手”。 美国一些zhengzhi势力利用我同周边国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及相关国家对我国“崛起”的防备心理,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特别是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改变原来“不持立场”的“模糊政策”,刻意为日本和菲律宾等国“站队”,同时还不断炒作危机、放大冲突,其目的在于保持地区热点问题的“温度”,离间相关国家或地区与我的关系,以此来掣肘我和平发展。 二、加大西太平洋军事部署力度 近年来,美国凭借强大军事实力,在我国周边和海外利益攸关区不断强化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持续加大对我国的军事威慑和牵制力度,企图进一步约束和挤压我国的战略空间。 从规模看,美军逐步从欧洲和中东地区向亚太地区调整兵力部署,将兵力从一线岛链向二线和三线岛链转移,“前沿存在”规模维持在10万人左右,并计划在2020年前将更多海、空和地面力量部署到亚太。从结构看,美军在进一步巩固东北亚基地群部署的同时,注意增强在关岛、澳大利亚、印度洋、夏威夷、塞班岛等地的军事存在,并开始将布兵重点转向东南亚,从而形成了以日本、澳大利亚南北“双锚”为支点,三条岛链联动支撑的网络化布局体系。从战场布局看,围绕以“空海一体战”为核心的“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将以新型核动力航母、F-22和F-35战斗机、濒海战斗舰为代表的一系列先进装备部署到我国周边,加快构建一体化战略预警体系、战场监视体系、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联盟作战力量体系和地区反导体系,确保形成“在必要时刻能够迅速应对的能力”。 美国重视“集体行动”,强调发挥盟国的支柱作用,通过调整充实“辐辏体系”,鼓励和要求相关国家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一方面,注重提升与地区盟国的双边军事合作关系,主要包括联合起草战略文件、创新美军准入协定、拟制共同行动计划、提升军演数量规模、出售先进武器装备等。如为了让日本分担防务责任,美国支持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重新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增加联合军事演训和联合警戒监视,甚至许可日本自卫队使用美军的演习场、机场和港口等设施。另一方面,注重将双边同盟多边化,推动开展多边军事合作和行动,以便随时组成一体化作战联盟。其中,重点推进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美日印等多边合作。 为了不断强化亚太安全体系,美国在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环太平洋非盟友国家建立紧密军事关系的同时,不断强化与印度、马尔代夫等环印度洋非盟友国家的防务关系,承诺进一步加强国防合作和海洋政策协调。如美国已宣布与印尼、越南等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与印度持续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同时,美国谋求实现在我周边地区的流动性“硬存在”,强调通过举行军事演习、提供军事援助、开展防务交流等方式,来熟悉和适应亚太战场环境,使其存在更加主动、机动、合法。 三、频繁对我进行经济施压 经济利益是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内容。美国201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我们在国外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强调必须在经济上重振美国。[1]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不但重视振兴国内制造业、增加对外出口,还把我国视为主要对手,试图通过重建经济规则、抬高准入门槛、确保相对收益等手段,遏制我国经济继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美经济关系开始从总体互补走向互补与竞争并存的新阶段,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规则也开始面临来自我国的质疑和挑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转而力推以G20为主要平台开展全球经济治理,以及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主要机制进行贸易投资,企图抛开世贸组织等既有机制来重新规划世界经贸秩序,从而建立由其主导的世界和地区经贸合作新体系。其用意在于: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重新夺取贸易投资主动权,有效扩大对外出口和促进国内就业;另一方面,可以变相摆脱世贸规定制约,建立一个完全由自己主导的贸易投资框架,不仅有利于介入亚太特别是东亚经贸一体化,更有助于延缓和割裂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阻碍我国掌握地区经贸主导权,确保美国的地缘经济和战略利益。 出于削弱我国经济优势的深远考虑,在加速推动TPP谈判之际,美国政府还频繁对我国发起贸易案件诉讼,屡屡设置经济技术壁垒,迅速通过了拖延多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断运用经济援助等手段与我争夺周边国家,企图借此迟滞我经济发展步伐,影响我经济发展质量。 应当看到,美国霸权战略虽不以遏制我国为唯一目的,但我国是其主要的目标。美国强势“回归”亚太,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为了维护长远霸权进行的大战略设计,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和行动路线图,具有鲜明的指向性、长期性和胁迫性。这意味着我国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继续承受霸权主义的压力,并可能面临发生现实冲突的风险。 第二节海上安全威胁日益突出 海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我国海上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竞争与合作始终并存,威胁和挑战明显增多。周边一些国家在分享我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的同时,借助域外大国支持,在海洋划界、岛屿归属、海洋权益等问题上日趋强硬,使我国海上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大。 一、台海局势存在逆转风险 台湾居西太平洋要冲、扼第一岛链锁钥,既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屏障,也是我国大陆通向大洋的黄金支点,既关系国家统一和国内稳定,也关系制海权获取和海洋权益拓展。一段时间以来,两岸关系保持和平发展良好势头,但影响台海局势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出现重大逆转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反独促统”任务仍将十分艰巨。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始终将台湾视作牵制大陆的前哨和要点。美对台政策向来从属于其国家利益,阻止台湾与大陆实现统一是其一贯立场。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就公开说过,台湾是“中国瓶子的瓶塞”,一旦中国拔掉这个“瓶塞”,台湾海峡将成为中国的海上“运河”。[2]毛泽东、邓小平都曾明确表示,台湾问题的实质是中美问题,对台斗争的实质是对美斗争。在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台湾问题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进一步提升。为此,美国继续加大对两岸关系的介入力度,不断强化对台全方位“管控”,不顾我国的坚决反对,执意强化对台军事合作,多次向台出售先进武器装备,企图借机促成美台联手防御态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zhengzhi生态日益复杂,总体呈现“国”退“民”进态势。从两岸政策看,不论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上台,不论是坚持维持现状政策还是采取模糊立场,都不愿在“统”的问题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导致两岸关系在经济以外领域难以取得重大进展。从对美政策看,两党都坚定奉行鲜明的亲美路线,基本战略是“经济靠大陆、安全靠美国”,坚持将发展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从派系力量对比看,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蓝营在推行自身zhengzhi主张时优柔寡断,缺乏zhengzhi魄力,而以民进党为首的“绿营”则顽固坚持“台独”主张和“逢中必反”思维,不断煽动两岸敌意和民众对立,阻挠两岸交流合作。从岛内民意取向看,台湾民众因特殊历史和不同环境形成了独有心态,部分人士对大陆长期疑惧,导致岛内“台湾主体意识”持续上升,难以形成反“独”促“统”的统一意志和强大舆论。 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一直将大陆视作“主要军事威胁”,把武力作为维持台岛现状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判断大陆将在2020年“建置完成对台用武全面性能力”,遵循所谓“防卫固守、有效吓阻”军事战略构想,先后出台《国防组织六法》改组军事指挥体系,连续实施“精实”“精进”“精粹”等计划调整兵力结构,不断强化以“汉光”为主的军事演练,大力提升自制和外购武器装备水平,重点突出针对大陆的不对称战力建设,企图以此作为抗衡资本;另一方面,视美国为“准军事同盟”,与美保持安全战略高度一致,接受来自美军的制度设计与作战规划,并与美方联合建构情报交流机制和亚太区域侦察体系,逐步走向情报、组织与作战一体化。随着台湾军方能力逐步增强,我推进祖国统一的军事斗争将面临严峻考验。 二、东海军事冲突风险增大 中日东海争端源起于甲午战争,爆发于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并因近年日本企图将钓鱼岛“国有化”而急剧升温。由于争端涉及中日两个军事大国,国际社会普遍视其为东亚地区的“火药桶”,认为极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对地区乃至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表面上,东海问题主要涉及钓鱼岛主权归属、2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划界和东海丰富油气资源的开发。实际上,在历史与现实、利益与情感、民意与政策、zhengzhi与军事交错的背景下,东海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国运之争,被视为国家战略能力的综合较量。对我国来说,东海不仅是近代屈辱历史的现实承载,也是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方向,更是冲破霸权主义海上封堵的关键海域,因而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对日本来说,东海问题涉及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努力,影响其由经济大国向zhengzhi与军事大国迈进的步伐,更决定着我国“崛起”可能让其领导亚洲长期战略完全破产的问题,因而必须千方百计迟滞乃至阻止我国发展,争取把我长期困在“第一岛链”之内。基于各自战略考虑,两国均不愿也无法轻易让步,必然导致争端持续发展。即使双方开展一些以危机管控为中心的磋商乃至达成局部共识,也难以从全局和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始终潜伏隐患。 东海争端曾一度聚焦于大陆架划分和油气资源开发问题,但在日本政府悍然决定“购岛”之后,近年又重新聚焦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为实现彻底控岛目的,日本历届政府动作频频,企图通过“小步快跑”方式,借助在立法、执法、战备、宣传等领域不断推出新举措,包括通过《海上保安厅法》和《外国船舶航行法》修正案、积极拉美国介入争端、为钓鱼岛相关岛礁命名、对各国政府和媒体密集开展公关等方式,来混淆视听和暗度陈仓。针对日本的挑衅和侵权,我国通过派遣公务船只进入钓鱼岛12海里进行维权巡航,宣布在东海方向建立防空识别区,有力改变了原有海上格局,实现了事实上的共同控制。从目前的情况看,钓鱼岛问题及东海争端短期内难以解决。 为了遏制我国发展,日本积极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大幅调整安全政策,坚持在东海问题上向我国示强,应对策略趋于强硬,并日益显示出军事化、对抗性特征。首先是加大对钓鱼岛的所谓“行政管控”力度。针对我国执法力量进入钓鱼岛巡航执法,日本不断强化钓鱼岛“警备”体制,包括拟定“钓鱼岛12海里警备保全法”,组建海上保安厅钓鱼岛专属船队,长期在钓鱼岛维持大规模海空存在,并经常性地监视、跟踪和骚扰我国执法力量。其次是加大钓鱼岛方向军事准备力度。近年来,日本将防卫重点快速转向西南地区,把军事防御范围向我大陆方向大幅推进,通过积极构建“联合机动防卫力量”、向美国采购先进装备、修建机场等基础设施、与美国频繁举行“夺岛”军演等方式,不断强化警戒监视、岛屿防卫作战、情报搜集、运输、指挥控制和情报通信、反导作战及反游击战等能力。尤为严重的是,日本频繁派遣军机进入我东海防空识别区,跟踪和骚扰我海军进出相关水道,允许自卫队对进入钓鱼岛海域的他国船只使用武器强制驱离,使得两国发生军事摩擦甚至冲突的风险增大。 三、南海斗争形势复杂严峻 南海问题表面上主要涉及“六国七方”的权益争端,实际上已远超主权、资源、通道等范畴,成为重塑地区战略格局的“大棋盘”。虽然南海形势总体稳定,我国政府一贯主张“主权属我、搁置争议”,但个别海上邻国在域外大国支持下采取挑衅性举动,在非法“占据”的中方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并频繁推出外交、舆论、法律等对抗措施,导致海上方向维权斗争进一步复杂化、扩大化、国际化和长期化。 尽管与我国存在南海争议的海上邻国共有5个,但其中少部分国家针对我国的意图更为明显,在争端中的表现也更为恶劣。像菲律宾积极充当“急先锋”,长期冲在南海权益之争第一线,先是派军舰对我渔船进行武力袭扰,后来又将争端提交国际海洋法庭仲裁,同时还采取了为相关岛礁命名、拒绝承认我国禁渔令、煽动国内民族主义、增大军事投入、强闯南沙岛礁、抓扣我国渔船等举措,摆出一副全面对抗架势。同时,越南继续推进所谓的南海“维权”斗争,颁布将我国西沙和南沙包含在内的《海洋法》,设立旨在应对我国渔民的渔政局,派出武装船只干扰我国石油钻井平台正常作业,不仅严重威胁相关海域的航行安全,还开始挑战我国在西沙群岛问题上的底线。 南海一些声索国不断深化双边zhengzhi和安全合作,联手向我发难。如菲律宾与越南开始相互靠近,在频繁开展高层互访的基础上,逐步达成合作共识,采取了包括在南沙举行武装部队联谊、实施海上联合巡逻等一系列措施,联合向我示威。伴随南海问题升温,东盟的关注度也有所提高,其内部正在加速整合。20多年来,东盟相关会议已多次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不断表达“严重关切”,并希望与我国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导致我面临的地区压力有所增大。 美国将南海问题视作分化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迟滞我国和平发展的重要议题,近年极力插手南海事务,高调宣布“在南海自由航行、亚洲海上事务保持开放状态、在南海地区尊重国际法,这些关乎美国利益”,频繁攻击我国妨碍南海“航行自由”和威胁海上通道安全,反复质疑“九段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支持相关国家与我对抗,还公开要求尽快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为了抗衡所谓的我国“扩大军事存在”,美国还坚持从“实力的立场”出发采取行动,加大在南海武装巡逻和对我抵近侦察力度,多次与我形成军事对峙。随着中日关系渐趋紧张,日本扩大对东盟投资,通过开展高官访问、举行双边首脑会议和联合军事演习、加大zhengzhi和军事援助等方式,乘势提出更多安全合作愿望,意图成为地区海上安全机制领导者,同时寻求将两海问题联动起来,对我国进行侧翼牵制。印度坚持“东向”战略,在经济和战略上不断向东南亚靠近,特别是注重与越南开展能源和军事合作,企图借机增强存在和获取实利。 四、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凸显 战略通道既是军事斗争的咽喉要地,也是贸易和物流的关卡,在世界zhengzhi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家利益进一步向海外拓展,对海上战略通道的依赖越来越大。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国是马六甲海峡的第一大使用国[3],因而该海峡称得上是我国经济的“生命线”。多年来,马六甲海峡面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三国共管力量不足、立场不一、存在争议等问题,因域外大国介入造成海峡局势不稳,以及因海盗、恐怖袭击带来的安全威胁。近年来,美军加大在该海峡附近的存在,印度加快建设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军事设施,越南宣布设立“潜艇伏击区”等,均对我国海上运输构成重大威胁。由于陆上通道难以完全取代海上运输,中缅油气管道和中巴经济走廊等方案都只能在一定程度缓解“马六甲困局”。此外,我国还在中东面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该海峡是从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必经之地,被称作是国际海上运输的“咽喉”、世界石油供应的“颈动脉”和油库的“阀门”。我国石油进口严重依赖中东地区,其中有相当部分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由于伊朗与美国相互敌视并不时爆发对峙,无论是伊朗封锁海峡,还是美国对伊动武,均将引发海峡运输严重受阻,从而对我国能源安全产生极大影响。 印度洋是我国与世界经贸联系的“大动脉”,特别是通过印度洋的“石油航线”更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生命线”。近年来,美国日益重视印度洋,宣称该地区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认为自己在维护整个地区的稳定方面存在巨大利益。为了强化对印度洋的控制,美国进一步打造地区军事力量投射基地,并针对性地提出必要时截断我国海上交通的战略战术构想。印度继承英帝国地区霸权思维,一直将印度洋看作是印度之洋,近年更是提出“应将海权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目标”,企图充分利用在印度洋的地缘优势,全面建设一支能够遂行远洋进攻的强大海军,限制我国海军进入印度洋。随着美印对华战略目标日渐趋同和联合措施开始启动,我国未来在印度洋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将面临更大挑战。 第三节陆上安全威胁不容乐观 我国陆上周边国家和人口众多,各大战略力量利益交会、矛盾纠结,是冷战格局遗留问题最集中、核扩散和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地区。冷战结束以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陆上周边的热点问题更趋复杂,国家间关系更加多变,迫切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边界领土争端依然存在 我国陆地领土幅员辽阔,与14个国家领土直接接壤。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与所有陆上邻国都还没有正式的边界线。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我国与多数陆上邻国在尊重历史、立足现实、友好协商的基础上,经过近50年的努力,妥善划定了90%左右的陆地边界。但因种种原因,在西南方向,我国与印度和不丹的陆地边界领土至今尚未正式划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双边关系发展和我国的安全与稳定。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涉及争议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这一争议主要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推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而印度在独立后企图“继承”这一侵略遗产。1962年,由于印度强力推行“前进”政策,我国被迫实施自卫反击,两国围绕边界领土争议爆发战争。但印度不甘战败,战后继续强化对其控制区域的行政和军事“管辖”,单方面强化法律地位,不断移民实边,多次在争议地区挑起事端,并借助媒体大肆炒作,为边界问题解决制造了重大障碍。时至今日,尽管中印两国进行了多轮接触和谈判,达成了zhengzhi指导原则,规划了“三步走”路线图,签署了维护边地地区和平与安宁的相关协议和议定书,但印度继续收留“藏独”势力,不断强化边地军力,频繁进行越界侦巡和渐进蚕食,导致双方武装对峙事件屡有发生。随着未来印度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以及在边地方向对我局部军事优势进一步强化,不排除边界形势重陷紧张甚至发生一定规模冲突的可能。 中不边界全长约550公里,争议区总面积约1200多平方公里,历史上从未以条约或协定正式划定。[4]由于不丹的防务实质上处于印度的控制之下,中不边界领土争议一定程度上与中印边界领土争议牵缠,并影响我国至今未与不丹王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尽管存在边界领土争议,但中不边地总体稳定可控。1984年以来,两国正式启动了边界问题副部长级谈判,截至2010年已先后进行19轮,取得了诸如达成zhengzhi指导原则“四点”基本共识和签订“关于在中不边地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等重要突破和进展。但考虑到印度对不丹的特殊影响,要彻底解决不丹与我的边界问题,还面临较大困难。 二、朝鲜半岛问题存在变数 朝鲜半岛与我国唇齿相依,有1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是我国的重要战略侧翼,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朝鲜半岛问题起源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迄今已有60余年历史,向来是东北亚地区矛盾的集中爆发点。虽然相关国家都难以承受局势失控的后果,但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不能排除未来发生形势突变的可能。 冷战结束后,尽管朝韩关系是半岛局势演变的主要动力,但美国因素始终在局势演进的走向和进程上扮演关键角色。对美国来说,长期对朝鲜实施高压政策,既是维持东北亚冷战格局的现实需要,也是遏制我国、牵制俄罗斯、利用韩国与平衡日本的战略需求,更是美国实现领导全球、掌控亚太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短期推行对朝接触政策后,很快转而奉行“战略忍耐”政策,坚持在韩国维持庞大驻军,经常举行包括核打击在内的大规模战争演习,不断对朝鲜实施威慑和侦察,多次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对朝实施制裁,向朝施加巨大压力。因此,朝鲜半岛问题的根源和症结在于美国,美国是半岛安全的最大外部隐患。 为了有效控制朝鲜半岛危机,在我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有关各方围绕朝核问题先后举行了六轮“六方会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方式来全面平衡和解决各方关切,并曾一度达成朝鲜弃核、美朝建交等共识。但因美朝矛盾难以化解,各自承诺不能兑现,朝鲜宣布“永远退出六方会谈”,多边合作进程陷入停滞。虽然我国政府多次提出恢复会谈的提议,朝鲜方面也表示愿意参加,但美韩以“看不到朝鲜有弃核诚意”予以回绝,并提出只有朝鲜用实际行动表明弃核诚意,才会考虑恢复会谈。在缺乏良性互动的情况下,尽管六方会谈大门没有完全关闭,但短期内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半岛问题的不确定性。 到目前为止,朝鲜半岛仍然维持“停战状态”,朝鲜与韩国、美国仍然保持军事对峙。20多年来,半岛局势屡屡出现重大反复,先后数次围绕核问题发生严重危机。以韩国海军“天安”号巡逻舰爆炸沉没、南北双方相互炮击等为标志,半岛频现严峻安全事态。作为对美国敌视政策的回应,朝鲜先后进行多次地下核试验,宣布成功迈入核大国行列和实现了核弹头小型化,并将“拥有核武”明确写入宪法,这标志其核政策已趋于明确和固化。同时,针对美韩等国实施的制裁和挑衅,朝鲜多次宣布授权前线部队可给予武力回击,并威胁将对侵略者进行“核先发制人打击”,为危机升级埋下了伏笔。在这种恶性互动中,不仅朝美关系正常化难以启动,南北和平进程难以深化,更存在因战略误判走向全面战争的可能。 三、南亚、东南亚形势不稳 南亚和东南亚是我国的毗邻地区,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地缘zhengzhi、经济和安全意义,是我国在21世纪需要重点关注的战略区。 南亚既是一个充满活力、快速发展的地区,也是一个矛盾交织、问题频发的地区。近年来,这一地区最大的变化是印度快速崛起。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外来投资的增多和对外贸易的拓展,印度经济发展获得强劲动力,连续多年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南亚地区遥遥领先。同时,印度联邦制度总体稳定,zhengzhi选举平稳过渡,军事实力不断提升。相比之下,该地区另一大国巴基斯坦近年来政局发展出现新的动荡,经济建设滞缓,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恐怖袭击层出不穷,分离势力依然猖獗,导致其整体实力相对印度明显下降,而且发展前景存在较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难以与印度在该地区分庭抗衡。当前,印巴两国在核领域、领土争端等传统安全领域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存在较强的竞争和冲突,地区安全形势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此外,印度借助有利国际形势,不断拓展外交影响,在与美国频繁互动、深化合作的同时,与俄罗斯、日本、东盟的关系也取得了新的发展,域外大国的介入对该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新的变数。对我国来说,印度崛起、巴基斯坦式微、域外大国博弈加剧等形势发展,不仅关系我国与该地区国家的睦邻相处,还关乎到我西部边疆的发展稳定,既需要我国更加广泛全面地参与该地区事务,又要求我国在参与时必须保持更为审慎灵活的姿态。 近年来,东南亚形势总体稳定,但也存在许多问题。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的局势发展仍然存在一定变数,缅甸、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叛武装和极端组织依然活跃,特别是东南亚的军事安全环境受南海问题、边地冲突、恐怖主义等因素影响趋于恶化。在对外关系方面,随着东盟在国际格局中存在感逐渐增强,无论是东盟共同体建设还是域外大国在东南亚的博弈,都日渐成为国际舞台热点。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东盟国家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逐步发生变化,对我奉行两手政策和“骑墙”策略,使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关系更加复杂。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东亚、东南亚与南亚问题的联动性日益突出,需要我们从整体上加强战略运筹,争取在战略上谋先手、争主动。 四、中亚安全形势堪忧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在整个欧亚大陆地缘zhengzhi大格局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近年来,中亚地区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稳定中潜藏诸多风险因素,特别是极端恐怖主义的蔓延将有可能对地区安全形势带来严重影响。对我国来说,中亚邻接西北部,既是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通道,也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与核心区域,还是维护我国西北地区安全稳定的战略屏障。这要求我们必须高度关注这一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 在中亚方向,阿富汗形势发展最具有牵动地区安全演变的效应。随着2014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基本撤离,阿富汗的安全稳定更多交由阿富汗政府负责。“塔利班”借此不断发动攻势,频频制造恐怖袭击和绑架事件。新近崛起的“伊斯兰国”在阿富汗迅速拓展地盘,在南部地区广建据点。除了袭击阿富汗政府军之外,两股势力之间也不断爆发冲突,使得阿富汗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这种局面也直接影响到我国边地安全和在阿投资,并可能给“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其他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国内冲突频发,政局时常动荡。随着各国逐步推行zhengzhi经济改革,近年地区zhengzhi和安全局势总体趋稳,经济状况开始稳中有升,维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在地区安全合作上,中亚国家以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为龙头,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合作态势,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不过各国的固有矛盾还难以完全调和,相互间的争夺有时十分激烈,像乌、塔之间存在水资源问题,吉、乌、塔等国之间存在边界问题,导致地区逆一体化的趋势比较明显。从长远看,由于多数国家依然存在以总统家族为核心的执政联盟,一些国家的zhengzhi经济和社会转型道路还面临着诸多障碍,再加上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联动,导致地区形势暗潮涌动,未来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不排除发生重大变故乃至陷入整体动荡的可能。 多年以来,中亚地区一直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域,除了“塔利班”和“伊斯兰国”之外,“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扎布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伊斯兰解放党”“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哈里发战士”等势力日渐活跃,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有发生。尽管这些恐怖袭击总体规模较小、危害不大、社会影响有限,其中一些组织甚至还在逐步谋求非暴力化,但该地区的“三股势力”总体上已呈常态化存在,多数组织具有国际背景。特别是随着“伊斯兰国”势力崛起、阿富汗形势剧变和各国恐怖分子回流,与阿富汗、巴基斯坦毗邻的乌、塔、土等国可能受到直接冲击,各类恐怖活动未来或将进入增长期。由于中亚地区毗邻我国,相互拥有很多跨境民族,导致该地区成为极端组织向新疆等地渗透的前沿。未来,有效遏制“三股势力”发展,合力打击贩毒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确保“丝绸之路经济带”安全,将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任务。 正因为中亚地区具有突出的经济和安全价值,冷战结束后,它逐渐沦为俄、美等大国争斗的“角力场”。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之机驻军中亚,并通过推动“颜色革命”,出台“和平伙伴关系”“大中亚计划”“新丝绸之路”等构想,促使各国进一步“开放”和“融入”国际社会,削弱了俄罗斯在地区的支配地位。俄罗斯为了维护“后院”,利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影响力,通过实施“欧亚联盟”计划进一步强化与地区各国关系,竭力维持对地区安全、经济和zhengzhi发展走向的影响,成功迫使美国从部分国家撤出。另外,近年来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也开始介入中亚事务,给地区政局发展带来变数。未来,在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原则的同时,如何提升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将是对我国的一大考验。 第四节重要领域和海外利益面临新挑战 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高度关注太空和网络空间安全。国防白皮书也明确提出军队要维护国家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安全利益。近年我国还积极参与南极和北极事务。这些新领域战略价值日益突显,我国必须积极面对这些领域的新挑战。 一、太空制高点竞争激烈 太空也叫外层空间,是指距地球表面100公里以上的国际公共空间,是人类尚未有效开发的“最后一片实体空间”。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战略需求和科技进步的双重作用下,太空日益成为国际战略竞争制高点,太空武器化初显端倪,我国开始面临多样化太空威胁。 从物质特性上看,太空具有“高、新、全”的特点。“高”是指太空占据高地优势、拥有合法飞越自由,在其中运行的空间物体能够实现快速机动、占有时间优势,而且太空技术集信息、材料、能源、先进制造技术和前沿战略技术等于一体,能够对国家产业形成较强的刺激和拉动作用,并能获得高额回报。“新”是指太空蕴藏着环境、能源、轨道、信息等诸多新资源,能够给先入国家创造明显优势,并对其他空间和领域产生“溢出”效应。“全”是指太空能凭借广阔空间、开阔视野和持久存在,进而实现全球覆盖和全维贯通,如在地球静止轨道等距放置3颗卫星即可覆盖全球。这使得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越来越看重太空的价值,围绕争夺太空战略制高点展开激烈竞争,更多主体开始拥有使用和控制弹道导弹、空间飞行器、对太空干扰设备等能力,太空不仅变得拥挤不堪,而且变得充满敌意。 太空经历了一个从军事化到武器化的过程。所谓军事化,是指“通过运用太空资源增强传统军事力量的效率,或是为了军事目的使用太空资源,这些军事目的包括通信、电子侦察、空中照相侦察、气象监控、早期预警、导航等”[5];所谓武器化,是指“在太空部署武器或者以太空物体为目标在地面部署武器”。冷战期间,美苏均大量研发和实际部署了太空武器。目前,美俄等国仍在同步推进军事化和武器化发展,特别是美国近年在武器化方面动作频频,主要表现为武器装备向多样化、高效能方向发展,力量作用由信息支援向制天作战和天对地打击发展,太空军事力量与其他作战力量有机融合,作战空间由近地太空向临近空间、深空和网络空间延伸。这一发展趋势可能改变国际军事斗争格局,使得太空军事装备和作战样式发展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新高地。 部分国家置我国主张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积极参与国际太空合作于不顾,不断渲染我国发展太空能力的威胁。有些国家紧紧瞄准我国开展太空对抗,加强侦察监视、情报搜集、战法研究、太空部署,还利用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并对我国进行技术压制,企图在巩固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相互差距。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开展的“施里弗”系列太空作战演习及其提出的“空海一体战”等作战构想,均对我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而,我国面临的已不仅是空间逼仄、战场透明等一般威胁,还面临潜在对手日益多元、威胁力度日益增大、舆论环境相对不利等重大威胁。当前,尽管中美两国已在国防部防务磋商中列入太空安全问题,但双方的战略互信和太空合作尚未取得实质进展,有关国际规则的共识也付诸阙如。这一严峻形势,更要求我们必须密切跟踪掌握太空态势,保卫太空资产安全,维护太空安全。 二、网络安全风险增大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互联网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受其影响,网络空间开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支柱和国家安全新领域。受大国加速发展网络空间军事力量的推动,夺取和保持网络空间优势,已比工业时代夺取制海权、制空权更为重要。如何有效维护国家网络主权、确保网络系统安全,日渐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关注的重大课题。 随着网络和信息化建设进程加速,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网络大国,网民数量高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日益提升。这既体现了我国信息运用的发展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我国对网络系统的高度依赖。虽然我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进步,先后推出安全服务器、高端中央处理器、高端通用芯片、高性能计算机、信息安全标准体系等自主产品,但整体上网络安全水平比较有限。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相对落后,13个重点领域[6]的高端信息产品大多不能完全自主,90%以上计算机操作软件和骨干路由器为美国生产,微机主板多来自台湾;自主效益不够理想,多数信息产品处于模仿跟踪阶段,自主创新成分所占比例较少,一些产品多重应用能力差,导致信息产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下游,市场占有率低;控制力不强,包括军队使用的多数“自主”产品属“穿衣”模式,在经济和安全上均严重受制于人;网络基础设施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各类信息系统经常发现高危漏洞,主要信息网络频繁遭受攻击,“东突”“藏独”“民运”等势力不断借助网络实施渗透,不时造成重大安全和经济损失,导致我国成为黑客攻击最大的受害国之一。这表明,我国亟须建立自主可控的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有效管辖的信息网络平台。 随着网络空间对军事安全影响的上升,并成为军事对抗的新战场,美国等国近年加大了对网络安全的关注力度。出于战略、安全、经济、文化等多重考虑,美国特别关注涉华网络安全问题,刻意将网络安全扩展至中美关系各个领域。一方面指责我国互联网管理政策,认为“中国的网络审查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壁垒,削弱了美国企业开展业务的能力”,并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我国信息技术企业在美销售和投资活动;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干预我国内部事务甚至实施恶意网络攻击,企图破坏我国政府形象、窃取我国国家机密和影响我国zhengzhi社会进程。更严重的是,美国近年将网络空间纳入作战领域,宣布可能对网络攻击实施军事报复,并将致盲对手信息网络列为“空海一体战”的关键行动,这增大了中美两国发生网络“热战”的可能。近年中美网络博弈日益激烈,先后发生一系列争议和冲突。对此,我国政府强调指出,每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基于这一认识,我国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网络空间态势感知、网络防御、支援国家网络空间斗争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以有效遏控网络空间重大危机,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同时,我国还积极与美国开展网络安全对话,联合俄罗斯等国提出《国际信息安全行为准则》草案,推动国际社会共建网络规则和开展网络治理。 三、极地安全形势复杂 极地是指南极和北极,位于地球轴端,战略资源丰富,军事价值重大。在各种现实利益的驱动下,近年大国极地争夺不断加剧,并开始影响到我国国家利益拓展和国家安全维护。 全球气候变暖为北极资源开发提供了重大机遇,也使得北极的地缘重要性迅速凸现。据测算,北极地区拥有世界煤炭资源的9%,石油和天然气含量占世界未开发油气资源的25%,另外还有大量金刚石、金、铀等矿藏和水产资源,其丰富的淡水资源也蕴含巨大的商业和经济价值。[7]另外,北极近海大陆架的主权归属、航道管理权竞争、科研价值利用、军事制高点争夺以及话语权等问题,也是各国关注的焦点。北极航道具有距离短、通行能力强、附带费用少等优点,一旦真正开通,将对全球海运格局带来革命性影响。此外,北极是世界的“航空要冲”,部署在北极的洲际导弹只要射程达到8000公里,就可以覆盖美、欧、中、俄等大国的战略要地,而且飞行距离短,从而大大增加了突防能力。[8]在激烈的竞争中,先后形成了“北极五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和“北极八国”(“北极五国”加上芬兰、瑞典和冰岛)以及“近北极国家”(欧洲的英国、爱尔兰、德国、荷兰等国,亚洲的中国、韩国、日本等国),欧盟、北约等国家集团也参与其中。处理北极问题的主要政府间国际机制是北极理事会,参与其中的主要是“北极八国”。近年来,俄、美、加等国加大进军北极力度,不断加强主权宣示、政策规划、经济开发和军事存在。俄罗斯提出要在2020年前使北极成为“首要战略能源基地”,大力开发“北方航道”,恢复北极军事基地,派遣核动力舰艇常驻,并部署了边地和海岸警卫力量。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也制订了国家北极战略和相关军事战略,连续在北极举行军事演习,并开展了跨国军事合作。 南极是地球上最后一块“无主地”,与北极几乎被周边国家瓜分殆尽不同,南极存在广阔的战略扩展空间。独特的地缘位置、丰富的资源储备、极高的军事和科学价值,决定了南极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北极主权争端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将目光投向南极,着手制定战略规划,导致维护南极秩序的南极条约体系[9]受到挑战。一些国家置50年内禁止开发矿产资源的约束于不顾,打着“科考”和“环保”幌子从事实质性勘探活动。为了强化民事存在,有的国家采取了派遣考察船、设立考察站、建立特别保护区和特别管理区,以及开展科考、旅游、渔业活动等“软”活动,并持续加大立法、经费、人员、设备、保障等投入,还派遣军人为科考提供军事装备和后勤保障,以及直接参加极地生存、军事科研、穿越西风带训练等项目。此外,英国等国家还宣布对南极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对我国来说,确保海上战略通道顺畅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从发展的角度看,当前南、北极已成为我国家利益向海外拓展的重要方向。如在北极方向,我国不仅获得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资格,建立“黄河”科考站,我国商船也已经过东北航道驶达欧洲,这标志我国日益成为北极事务的重要参与方和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北极所拥有的航道和资源价值,未来将极大影响我国的海外运输和能源进口。在南极方向,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我国已发展成为南极科考的“第一方阵国”,先后建立多个科学考察站,为扩展南极活动奠定了较好基础。为了确保国家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并持续拓展,未来我必须进一步关注极地事务,确保相关地区和平稳定。 四、海外利益频遭威胁 随着我国经济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家利益不断向外拓展,海外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重大自然灾害和疾病疫情等都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海外能源资源、公民、法人和资产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我国是世界能源资源进口大国,原油、天然气、铁矿石甚至部分粮食等能源资源需要从海外大量进口,国内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需求。一般来说,当一国的资源对外依存度达到20%~30%时,就会面临较高风险。但2014年底,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达到32.2%。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能源进口的主要区域和对象国zhengzhi动荡局势有所加剧,不同国家间、教派间、民族间、武装派别间冲突频仍,地区恐怖活动更为猖獗,能源资源的生产安全、储备安全和运输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冲击。 近年来,我国企业开始大量“走出去”,在海外从事的投资、并购、承包、零售等商业活动日渐频密,商业利益存在更加多种多样。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只有28亿美元,到2010年上升到400多亿美元,到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据外交部领事司统计,现有2万多家中资企业遍布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我海外资产安全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从我国海外商业投资分布看,能源和资源是最为集中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多数处在欠发达区域和国家,资产安全始终受到当地形势变化的严重影响,多次发生对方悍然撕毁合同和我方被迫弃置资产的事件。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我国商品富有价格和品种上的竞争力,再加上部分中国商人未能很好融入当地发展,导致当事国暴力排华事件屡有发生。自2000年我国商人开始在全球建设中国商城以来,在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俄罗斯等国都曾发生过中国商人店铺被当地人洗劫一空或纵火焚烧的事件,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甚至直接介入,以各种名义扣留或没收中国商人钱财,导致我海外商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近年来我国公民因公务、商务、求学、旅游、探亲等原因大批走向海外,2014年出境的内地居民人次首次破亿。另外,我国还在海外拥有数以千万的华侨。随着境外人员数量攀升,伴随而生的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其中既包括普通犯罪、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一般威胁,也包括恐怖袭击、武装冲突等大规模威胁。为有效维护我国海外利益,近年来,开展海上护航、撤离公民、应急救援等行动,已成为军队维护国家利益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根据联合国决议和双边协商,在国家统一安排下,我军先后开展了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等行动。随着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演变,未来此类任务或将进一步增多,必须对此做好充分准备。 第五节国内安全问题依然突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攻坚期和经济社会转型期,国内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逐渐凸显,加之国际反华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进行渗透、分裂、颠覆、破坏等活动,国家处理内部事务的复杂性空前增加,维护意识形态、zhengzhi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zhengzhi安全面临考验 zhengzhi安全主要指国家的主权和政权稳固不受侵害。长期以来,美国等国家顽固坚持冷战思维,不断通过西化、分化等手段对我实施和平演变,利用“台独”“藏独”“东突”等分裂势力扰乱我国内部秩序,利用金融货币手段对我国进行“货币战争”,图谋颠覆国家政权,导致双方矛盾冲突日益尖锐。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把持国际舆论主导地位,始终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最大威胁,借助新闻报道、网络舆论、非政府组织等手段,通过发表“人权报告”、宣扬“普世民主”、支持地下宗教活动等方式,不断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全球化发展,社会思想意识日益多元,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持续加剧,特别是年青一代对许多问题的判断标准、衡量尺度、价值观念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在两大因素交相作用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渗透和反渗透较量空前激烈。 我国面临的反分裂斗争主要集中在台湾、西藏、新疆等少数地区。除“台独”势力始终没有放弃“独立建国”的幻想外,斗争较激烈的还有西藏和新疆地区。以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为首的西藏分裂势力,企图通过“大藏区自治”变相实现分裂祖国的目的;以“东突”为代表的新疆分裂势力,妄想借助宗教、民族等因素从事分裂活动,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在国内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分裂主义苗头。虽然我国加大了反分裂立法、民生投入、反恐打击和文化教育工作,在反分裂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要看到,各种分裂势力迄今为止仍然在国内外顽强存在,斗争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甚至有时可能出现重大反复或波折。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国家从未放弃颠覆我国政权的念头,所用手法除了分裂、渗透之外,主要就是“和平演变”手法。所谓“和平演变”,用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话来说,就是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的解放”,“希望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其手段主要是zhengzhi上干涉、经济上诱迫、文化上渗透、组织上扶持,目的是通过“心理上的占领”进而实现“组织上的占领”。从近年情况来看,西方颠覆手段更多表现为直接对我国进行施压和间接支持国内“反对派”,渲染相关zhengzhi议题,编造各类zhengzhi谣言,插手敏感案件事件,煽动开展“组党结社”和“街头运动”。在其鼓动下,国内有人企图把党与人民对立、爱党与爱国对立、军队与国家对立,不断借机生事,图谋实现颠覆目的。 二、恐怖主义威胁上升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活跃,逐渐在中南亚、中东和非洲形成暴恐动荡地带。这一态势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为国内反恐形势增添了新的压力。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复合作用下,我国多地接连发生暴力恐怖事件,恐怖主义活动表现出向内地蔓延的新趋势。 在我国反恐斗争也是反分裂斗争的一部分,两者密不可分,反恐工作的打击对象既包括了暴力恐怖势力,也包括了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近年内地发生的一些恶性恐怖袭击事件表明,我国反恐工作的打击对象除了这三类势力之外,还应包括反人类反社会的极端暴力犯罪分子。当前,“三股势力”已形成合流,在境外建立了zhengzhi组织和宣传机构,企图通过在境内使用毁灭性手段,不断制造恶性暴力事件,以实现分裂国家、传播极端主义思想甚至“独立建国”的zhengzhi图谋。而反人类反社会的极端暴力犯罪分子缺乏明显的地域特征,行事动机更加多样化,行事方式更加随机化,因而更加难以预防和管控。还要看到,“三股势力”有可能利用极端暴力犯罪分子,从而使反恐工作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形势。 近年来,我国境内恐怖主义活动的构成、对象、地域和手段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在构成上,最明显的就是日益家族化、小群体化和碎片化,有时还吸收一些被欺骗蒙蔽的普通群众,有时又以“独狼”形式出现,从而使得恐怖分子在人群中更易藏匿,也使得恐怖袭击更难以防范。在袭击对象上,由政府部门、军警人员等目标转向公共活动中心、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和普通平民等。在手段上,恐怖分子作案时除了使用投掷爆炸装置、劫持飞机等方式外,往往利用工具就地取材,如利用货运卡车作武器袭击边防官兵,利用高压油泵喷洒汽油制造恐怖事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可用手段。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处于活跃上升期,这一态势也深刻影响到我国。境内恐怖势力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煽动族群对立分裂,制造民族矛盾,搅乱我国正常和平的发展局面。这些因素不仅构成了我国受恐怖主义威胁升级的复杂国际环境,也增大了我国反恐工作的难度。早前,恐怖袭击一般都发生在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局部。一些分裂分子受到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影响,信奉“宗教至上论”“异教徒论”“圣战论”等主张,传播极端宗教主义,强调本民族至上,鼓吹民族自决,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实现所在民族与主体民族的分离。然而,这一情况近年发生了新变化。恐怖袭击正从个别边疆地区的局部向全地区甚至全国扩散,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由于多数地区群众反恐意识较薄弱、普遍缺乏应对能力,因此,任何安全防范可能被突破的地方,都有可能遭受袭击并造成重大伤亡。这也使得恐怖袭击日益常态化,全国范围反恐压力普遍增大。 三、社会稳定压力增大 随着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加快,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人们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群体性事件呈高发、频发、易发态势,且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不断增多、涉及领域不断扩展,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成为影响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参与群体不断增多,各阶层人员均有涉及,重点是在职职工、下岗工人、个体私营业主、失地农民、农民工、城镇居民、不法分子等。其中,多数是直接利益受损人员,但也有群众盲目参与,还有不法分子在群众背后煽动闹事,企图破坏社会稳定。值得重视的是,近期群体性事件中,参与人员往往借助媒体进行鼓动造势,这给化解危机带来了新的挑战。 当前,群体性事件已从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企业改制等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医疗卫生、房价物价、基层选举、用水用电、涉法涉诉、民间融资等领域。其中,环境问题、劳资纠纷、征地拆迁、执法不当和重大工程是引发群体事件的主要诱因,并易造成政府与民众直接对立。另外,社会管理类、企业及金融类群体性事件呈上升态势,由物业管理、社会投资等因素引发的矛盾纠纷也不断涌现。 群体性事件往往带有一定的突变性,当事态规模扩大后,极容易引发暴力冲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有资料显示,除了部分聚众闹事者属于个体行为外,多数群体性事件呈现明显的组织化特征。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手机广泛运用,群体性事件有从零散型向组织型演变的趋势。特别是网络谣言的传播,很多时候急剧激化矛盾,增强了部分群众的对抗情绪,最终导致了不应有的极端行为。 *** [1]NationalSecurityStrategy,February2015,p.7. [2]陈宏编著:《解读台湾问题》,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 [3]据统计,每天经该海峡的船只有60%来往于我国,我国石油进口的70%要经过这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印·中不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5]MatthewMowthorpe,TheMilitarizationandWeaponizationofSpace,NewYork:LexingtonBooks,2004,p.3. [6]我国政府确定的13个信息重点技术领域分别是:集成电路,软件,电子元器件和材料,显示器件,光电器件和材料,电子专用装备及仪器,计算机及设备,互联网与通信,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数字音视频,网络和信息安全,导航、遥测、遥控、遥感,信息技术应用。 [7]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编:《2013国际安全》,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121页。 [8]肖天亮主编:《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页。 [9]南极条约体系,包括《南极条约》和南极条约协商国签署的一系列有关保护南极的公约、议定书、措施等所有法律文件,其中《南极条约》是体系中最重要的文件,于1961年6月23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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