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中国未来货币战略的重要方面，即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人民币成为国际性货币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目标，指人民币在国际商品、服务贸易及金融活动中，可以行使一般的计价、结算和价值储藏等货币职能。人民币是否实现国际化，至少应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民币现金在境外具有一定的沉淀和流通量，其推广形式则为人民币本币支票及借记卡、信用卡等结算工具也能够在境外一般支付结算中较为广泛地被使用；第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各国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这需要存在一定规模的、以人民币计价的离岸金融市场为前提，而其最终表现形式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的权重货币；第三，国际贸易结算中无论是否直接涉及中国本国的交易都有一定比例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以上三个方面是衡量一国货币国际化水平的通用标准，而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后两点。可以看出，一旦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不仅将使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及相关的铸币税等利益的分配格局产生实质性改变，也会深入地影响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

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是一个跳跃发展的结果，而需要循序渐进、逐步渗透。而人民币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都难以达到SDR权重货币的地位。而美欧为了解决自身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问题，不惜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恶意发钞，放弃了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责任而只图坐享其利益。在这种情形下，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反而是近中期内化解美国利用美元垄断地位而采取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致中国乃至世界货币体系风险的可行方案。

所谓人民币区域化，狭义定义是指人民币能够在其周边国家形成的特定区域内进行自由兑换、支付、流通和结算，即成为区域内的主要通用货币；广义定义则是指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中的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建立双边或多边货币区，人民币尽管不一定是区域内的主导货币，却是能够可自由兑换和流通、并在双边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的结算中占据稳定比例的关键货币之一。

因此，人民币区域化相对于国际化而言，相对容易推行和实现；人民币推进区域化的进程，也可以为将来实现全面国际化做好相应的准备；同时人民币改国际化目标为区域化，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界对“中国威胁论”的猜忌与反感。但事实上，人民币未来长期战略规划的目标，依旧是实现国际化。

就宏观层面而言，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存在四种选择：第一种，推动亚元并在其中占据主要权重份额；第二种，统一一国四币（尤其是港币和新台币），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并推动与周边接壤国家贸易中人民币直接结算业务，进而建立人民币区，并逐步扩展到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第三种，直接通过货币互换协议与主要贸易合作伙伴逐步建立双边结算制度，推动多元化货币体系形成并力争在其中占据一定份额；第四种，推动成立超主权货币，譬如支持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的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功能，并力争成为SDR的权重货币。

上述四种路径中，第二种和第三种路径的实现方式均与人民币区域化目标存在重叠，尤其是第二条路径，本质即为先实现区域化、后实现国际化。而第一种和第四种路径的实现都具有较大的难度。就第一种路径而言，亚洲国家大部分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且政治分歧较大，文化差距短期内难以弥合，想实现类似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还遥遥无期。关于亚洲地区的未来形势在后两节中还将具体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亚元的推出不是未来30年规划可以考虑的主要方向。而关于推动SDR成为超主权货币的路径，金融危机爆发初期我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曾在相关国际会议中提出，但响应者并不普遍。因此超主权货币体系的推出可能是比亚元推出还要久远的事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应结合第二与第三条路径，推行人民币区域化的阶段目标，同时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并不是完全的后者包含前者的关系，这两条战略可以并行不悖。

自2008年12月以来，一方面为应对从美国发生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为了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战略，中国与多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截至2012年1月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告，中国已先后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冰岛、新加坡、新西兰、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哈萨克斯坦、泰国、巴基斯坦和阿联酋等15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其中与韩国、香港的货币互换协议已经在先期三年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展期并继续扩大规模；目前中国对外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涉及人民币总金额已达13362亿元。同时中国央行2010年7月与中银香港修订的《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正式确立了香港地区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目前香港地区已经占到了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量的75%以上。而新加坡和伦敦也已展开了成为下一个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角力。可以说，目前中国已经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做出了良好铺垫。

而在2012年初，由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领衔的课题组发布的题为《我国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时间表。报告将资本项目开放步骤分为短、中、长三个期间段，其中短期安排为1~3年内，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安排则为3~5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而长期安排为5~10年，以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等措施实现全面资本项目开放。尽管关于具体时间表的安排和开放步骤等问题还存在争议，但中国未来将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的大方向是可以确定的。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关键步骤。

然而，尽管相关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步具体战略安排，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即究竟是先主推人民币区域化、再力推国际化，还是同时做好两手准备、平行展开。具体的安排仍然需要根据未来外在环境变化的情势做出相机抉择。就大势而言，人民币在未来三十年中实现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人民币区域化的最终目标实际上也是为了国际化，因此这两种路径选择间并不矛盾，而且存在着相互协调、平行推进的调整空间。由此，以下列出我国接下来实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过程中，可以考虑的一般性战略方针和举措：

第一，推进人民币境外结算业务的发展。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即为逐步扩大人民币境外结算交易规模，而其具体实施方式有二：一是民间自发贸易结算，引起境外持有人民币的规模日益扩大；二是通过双边贸易和投资，政府间形成各自货币互换的协议，形成人民币境外结算的政府间制度性安排。其中第二点对于中国与周边接壤国家，如越南、老挝等来说，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多年来经贸往来频繁，而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结算的政府间合作协议框架迟迟没有落地，导致边境地区各种“地摊银行”流行，且跨境交易不得不大量使用现金，对于反洗钱和交易安全性都存在重大隐患；而首先推动与这些国家的人民币境外结算业务，不仅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手段，同时也是经贸往来的客观急需。

第二，阶段性地发展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目前中国已经在香港建立了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而新加坡、伦敦和纽约等地也纷纷表达了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和运营人民币资产的意愿。截至2011年1月底，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达3710亿元；而RBS（苏格兰皇家银行）预计，按2010年下半年的可比增长率计算，到2011年底，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将增至7000亿至8000亿元。与此同时，全部未清偿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余额达740亿元，约占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的20%。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功能是在人民币没有成为国际货币时，仅仅作为我国央行的人民币跨境清算和回流的中心，但它本身缺乏人民币资产的境外投资管理和风险定价功能；同时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还具有人民币离岸清算的审批政策执行者的功能，即目前中国资本项目管制使离岸结算中心不仅是人民币跨境流通的渠道，同时还具备了管制型垄断经营的地位，而且承担了资本管制等原本由人民银行行使的公共管理职能，从而成为了隔离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的防火墙与缓冲池。因此，人民币离岸中心，只应当是一个过渡性产物，其所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为了未来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而服务，而不是成为国内行政管制的国外延伸。此外，仿照美元的全球交收清算系统，未来央行还将推出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届时目前中银香港的境外独家人民币清算业务也将被上收并入央行的全球统一自动化清算系统中，为人民币全面实现国际化打下基础。

第三，在改善中国国际收支一般性账户和资本账户管理的情况下，逐步放开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机构范围，最终实现任何金融机构皆可办理人民币相关业务，同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目前资本项目下已经开放的方面是，取消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同时对于长期证券投资的限制由于自2003年起实施的QDII和QFII制度而大大减少。而对于短期外债相关项目，目前中国仍处于管制之中。这一先开放长期项目、再逐步向短期项目过渡的思路，实际上参考了我国此前避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FDI等长期项目占外来资本比重较大，而短期热钱难以直接冲击我国国内金融与实体经济。因此先长期、后短期的开放次序，可以有效降低外来热钱冲击在我国资本项目总规模中的比例。就目前的开放进度看，如果适当地加快资本项目管制放松的进程，那么对于除短期外债相关项目之外的资本市场类资本项目而言，在“十二五”计划期间应逐步予以取消管制。就目前发表的一些研究报告的建议看，一般认为：人民币不应迅速走向浮动汇率，而应逐步放宽其汇率浮动范围；利率自由化不应落后于资本项目放开的步伐，以免导致市场机制扭曲、引发资产泡沫风险；在岸与离岸市场应并行发展，从而减少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由于IMF允许货币完全可兑换的国家存在部分资本项目管制，因此即使中国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依旧可以限制短期债务流动。至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具体时间表和次序，可以参考日本和韩国等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日本自1979年开始，前后共计15年的时间，实现了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而韩国则在1986年左右开始开放其资本项目，历经25年迄今仍未完全完成。因此，综合我国的国情和周边环境，和国际化进程的迫切程度，资本项目中的主要门类开放可以用10到15年左右时间逐步完成，而其次序也应当是先放开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和部分个人资本流动门类，其次开放跨境信贷业务（包括商业信贷、金融信贷、担保、保证及备用融资工具），再次放开资本市场业务类项目，如资本市场证券、集体投资类证券、货币市场工具和其他工具，最后放开不动产投资等具有特殊性质、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具有重大关联影响的项目；对于金融衍生工具、适用商业银行及机构投资者的特殊条款等应分类、分层次、差别化监管地有序开放（由于国内相关市场发展尚未成熟）。

第四，适时择机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根据彭博社（Bloomberg）最近对1263名经济学家、分析师以及交易员进行的相关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人认为，人民币将在2016年前实现（与其他币种间的）自由兑换；半数人认为人民币将在10年内成为一种储备货币，其中19%的受访者认为只需5年时间，人民币就将加入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列成为一种储备货币，而另有31%的人预计这将会在10年内实现。而作为能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个关键性标志，能否成为SDR权重货币将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阶段性目标，人民币需要实现可自由兑换，且同时要增加人民币在境外的沉淀资金量，并疏导境外人民币向境内回流的渠道，从而推动人民币在境外的交易范围扩大和使用比例增长。但同时也应注意的是，过于激进地强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也会付出过大的成本，反而结果得不偿失。日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力推日元国际化但最终并没有能达成理想的目标，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比跌落回推动国际化前的水平，且付出了沉重的经济发展成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第五，促进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需要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和必要条件准备。这至少包含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利率改革，需形成合理的利率决定的市场机制，从而使利率能够真实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二是逐步改革国内垄断的银行体制，放开社区银行、互助金融等多种金融机构发展形式，使地下金融和民间资金渠道逐步合法化、规范化，形成金融市场的合理竞争结构；三是逐步放开汇率管制，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形成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汇率定价机制；四是对于国内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及股权投资等一系列资金、资本市场，在完善管理的前提下，对外资进一步地开放；五是推动国内与国际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动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主流法律体系框架相协调、相兼容，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制度障碍。

四、30年内世界货币体系走势和格局

未来30年中，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转变。各国经济实力对比状况、产业分工、发展模式都将与今时不同。因此，考虑未来我国货币战略，就需要对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走势作出预判，正确认识人民币所将扮演的角色与地位，并积极主动地采取应对措施，顺应历史的潮流，从而达成互利共赢的成果。

第一，未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将继续衰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牙买加体系建立以来，美元的绝对强势地位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削弱。然而美国目前仍然是占据绝对份额的世界储备货币，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金融机构中拥有诸如“一票否决权”等主导性话语权。然而，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将导致美元的领导者地位被进一步削弱：一是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实力造成了严重打击，其经济发展速度遇到了挫折，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二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采取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恶意发钞、美元贬值这一不负责的方式向全球持有美元的投资者和国家收取铸币税，严重损害了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形象，并导致了各国央行开始思考如何改变目前货币体系美元一家独大的现状；三是美国一直以来面临着“特里芬两难”和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周期性抬头的双重压力，即美国需要忍受长期的贸易赤字以对外输出美元资产，却又面临需要保持贸易顺差以维护美元币值稳定和国内保护主义势力要求减少贸易赤字的选票压力的双重难题，其结果是美元政策常常在升值与贬值之间摇摆，增大了美元币值的波动性；最后是随着欧元与新兴国家货币的崛起，未来将进一步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伴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国际储备货币的格局将越来越呈现多元化趋势，美元的地位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衰落。当然，美国为了维护美元的霸主地位，会采取诸如“重返亚洲”、与主要新兴国家签订区域性合作协议等一系列政治、外交、经济甚至军事措施来延缓这一进程，但其步向衰落的基本趋势依旧是不可逆转的。

第二，未来欧元的地位将不断得到巩固。欧盟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为欧元提供了坚实的后盾。随着欧盟和欧元区的范围未来不断扩张，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在世界多元化货币体系格局中，欧元的地位必将得到巩固，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欧元未来想要与美元抗衡，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这当中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挑战。就其内部因素而言，欧盟国家的经济实力还存在明显差距，其中实力最强的德国和法国，其劳动生产率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且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均控制在较低水平，但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目前正面临欧债危机挑战的国家，其财政政策难以达到其他欧元区国家要求的水平，从而对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不完全协调的欧盟经济形成了严重拖累。而就外部挑战而言，国际大宗商品与能源价格的波动未来可能对欧洲经济形成较大的冲击，而美国也不可能坐视欧元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此前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对欧债危机的落井下石便是明证。因此，由于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未来欧元在巩固自身地位的同时，难以直接对美元地位发起强有力的挑战，甚至其巩固自身地位的道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第三，英镑和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将是极为有限的。英镑的地位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前便已走向衰退，如今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仅约5%左右。我国在建国初期由于政治因素曾采用英镑作为结算货币，但事实上如果从结算便利性、流动性等纯经济因素考虑，目前世界各国选用结算货币时的首选必然是美元或欧元。未来英镑的地位可能将进一步下降，且若排除政治因素，英国未来大概率的选择是加入欧元区。而日本目前在世界储备货币中占比约2%~3%，尽管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一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中占比超过20%，但目前已降至9.4%。由于政治和历史因素，日元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间被其他国家接受的程度一直有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元实行贬值政策也导致了其在亚洲的声誉一落千丈，而人民币却趁此作出不贬值承诺，并逐渐成为区域硬通货。日本目前劳动生产率提升乏力，经济尚未走出低谷，加上2011年3月11日的大地震及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影响，日本经济的复苏尚待时日。因此，日元无论在亚洲还是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都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并且其未来在SDR中的占比可能进一步下降，甚至有可能被其他新兴货币所取代。

第四，亚洲形成统一货币“亚元”的概率很低。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已有了长足的进展，并且已经形成了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列世界三大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的中国—东盟自由经济贸易区（CAFTA）。然而在亚洲地区推动形成类似欧元的统一货币体系，在目前看来却是几乎不可能的愿望。分析欧元区主要成员国的特点，可以发现它们均属于发达国家行列，且经济总量规模、国土面积等方面的差异相对亚洲国家较小。而亚洲国家绝大多数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且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土面积对比较为悬殊，而相互之间由于领土争议、资源划定及侵略历史等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摩擦一直不断，加上美国等西方大国一直尝试从中插手，因此亚洲目前的区域合作尚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更不用说形成统一货币的可能性了。

第五，人民币在亚洲及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提升。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同时人民币对外签订一系列互换协议、推进国际化的进程也进展迅速。一旦人民币实现了区域化和国际化，未来就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登上世界货币体系的舞台，并有望成为SDR的权重货币。根据刘力臻等（2006）此前的调研，人民币以现金形式在与周边如越南、老挝、蒙古和俄罗斯等国的边境贸易中已经被广泛使用，并且通过“地摊银行”等形式完成结算交易。在此基础上，我国与周边国家推广官方的、通过银行体系进行人民币结算就具备了现实基础，同时也将促进边境贸易的规模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契机，人民币未来有望成为周边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并有望进一步进入整个亚洲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储备货币篮子。

为改变目前美元一家独大、推动未来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目前存在三种路径或思路：第一种是建立超主权货币，譬如提升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功能，使其成为一种超越所有主权国家信用的世界货币单位；第二种则是新形成一种区域货币——亚元，形成美元、欧元和亚元三足鼎立的新世界货币体系；第三种是货币体系多元化、主要经济体主权货币国际化，譬如人民币等新兴国家货币也将进入世界储备货币篮子，而美元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这三种路径的尝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都曾有所试探，但就目前世界格局和三种路径的实施难度来看，采取第三种方案的可能性最大。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提高非美元货币间直接结算占世界贸易结算的比例，而人民币正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之一。

根据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进展和世界经济发展情况，对未来三十年世界货币体系格局的预测如下：预计到2020年左右，人民币将初步实现国际化，占世界货币往来结算的份额将提高到3%~5%；到2030年左右，人民币将逐步在亚洲地区树立起强势货币地位，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和其他新兴国家货币共存的局面；到2040年后，有望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种货币为主要交易媒介的新世界货币体系格局，届时美元很可能仍然份额最大，而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人均GDP及劳动生产率等关键经济指标都将位居世界前列。

五、华元体系与东亚经济自由贸易区

事实上，考虑中国未来的货币战略，不仅需要对未来30年世界情势作出预判，其中还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我国自身、周边，特别是东亚经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其中，关于未来能否形成华语体系下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华经济区”，在发展自由贸易经济体的基础上开展货币合作，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话题。

如果要讨论统一中华经济区的话题，首先就应关注我国目前面临的“一国四币”的整合问题。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华经济体系内，共有人民币、港币、新台币和澳门币四种货币在流通。其中人民币经过多年地区间贸易的积累，相关货币体系的协商安排，以及区域地缘政治进程等系列因素的影响，目前已经在香港地区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沉淀，并且未来还有望继续增长，但美元存款依旧占据约35%的比重；人民币在台湾地区的相关业务开展的合作洽谈也正在稳步推进之中；澳门地区则在1999年以前，广义货币M2中就有52%为港币，澳门币仅占32%，而到2010年港币占比已达到59.1%，始终超过澳门元的占比；目前人民币采取的是针对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港币采用的是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新台币是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而澳门元则钉住港币。

未来，中华经济区内的经贸合作规模势必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也将不断深入。如果能够在四个地区间实现货币高度合作甚至统一，将大大节约相关商品和服务贸易，甚至金融业务往来中的换汇、结算成本，对于各个地区及中华经济区整体的发展都将大有裨益。而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会选择加入相邻的货币区，在理论上常用的分析框架即为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家提出的“GG-LL”模型。在这一模型框架下，一国或地区将分析自身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并在实现货币一体化后福利效应为正时加入。具体而言，是在该国或地区让渡了铸币税、货币主权及货币政策平衡内外经济等成本后，获得的交易成本和外储成本节约、区域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收益更大时，才会加入已存在的货币区。

根据以上分析的中华经济区的现实情况，结合相关理论分析，笔者在这里提出实现大中华地区货币统一的路径：第一步，先促成港币与澳门币统一为使用港币；第二步，将港币区与人民币区统一为陆港澳货币区；最后一步，将新台币纳入已经形成的陆港澳货币区。提出以上路径的理由在于，首先，澳门地区现行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现状，都说明了将澳门并入港币区的相对难度较小，因此可以最先达成；其次，由于香港地区的自由港地位和相对内地较为成熟发达的金融体系，想在香港改换货币为使用人民币，还存在一定难度，而且人民币本身不是一种可自由兑换货币，因此更容易引起排斥，只有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实现了更大弹性，且等同于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对于香港的发展真正形成了阻碍之时，香港地区才有可能更容易接受以人民币代替现有的港币体系；再次，台湾地区由于政治因素，加入中华货币区的难度是最大的，需要经历的谈判和政治、司法程序也最为艰难；最后，正如“GG-LL”模型所分析的，只有在台湾地区看到了届时已经形成的陆港澳货币区带来的利益，并且对大陆地区的经济依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才会真正自愿加入“中华货币区”——这将是一个由四地共同组成的、人民银行为主导的央行体系监管下的货币区，该经济体将会成为事实上与欧元区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又一举足轻重的新生经济体。

而在中华货币区的形成过程基础之上，结合人民币目前在周边接壤国家的边境贸易中的流通、使用情况，我国还有望逐步形成置身于亚洲经济区体系内的“华元经济区”。具体形成步骤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其中会包含中华货币区形成的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即逐步统一大陆、香港、澳门三个地区的货币形成陆港澳货币区，形成以人民币为货币锚的华元，同时以目前正在实施的人民币区域化货币互换协议为基础，实现华元与俄罗斯、韩国、蒙古等周边接壤国家及东盟国家的全面贸易双边结算和资本账户往来双边自由汇兑；第二阶段，在前一阶段基础上，吸引台湾也主动、自愿加入陆港澳货币区，从而形成更大区域范围的华元体系，此时中华货币区业已形成；第三阶段，与新加坡进行双边协调，进一步形成扩大的经济自由贸易区，并进一步形成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可能参加的扩展版的华元货币体系，而此时人民币在亚洲地区也将成为具有绝对主导优势的货币。到第三阶段的泛华元货币体系一旦形成，华元也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跻身权重货币，并进一步增强自身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位势。

人民币目前在周边国家如越南、蒙古、老挝、缅甸等的双边边境贸易中，已经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并且在相关边境的非正式金融体系的参与下，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民间基础；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及一些重要贸易伙伴国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也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并正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影响范围和合作深度，因此，对于第一阶段的华元体系建设而言，其推进难度相对较小，成功的希望非常大；而一旦达成了第一阶段的成果，其即将展现的巨大经济潜力也必然会令台湾地区受到极大震动，并将有利促进第二阶段目标的达成。

但要实现人民币向华元货币区的转变也依旧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目前人民币向周边的区域化才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即便是在香港地区，人民币的沉淀量还不到万亿级别，远远没有达到真正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最低要求。因此人民币向周边区域的扩张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除去这一过程需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进行协调、谈判外，地缘政治矛盾、日本的不甘落下风以及美国等外来势力的插手也都是重要的不确定因素，甚至可能会直接阻碍华元货币体系的建设进程。

以上是就中国自身和周边进行的分析。而就整个亚洲的区域发展来看，既然欧洲已经形成了以欧元体系为纽带的欧盟经济区，那么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是否也能形成一个对应的亚元体系和亚洲经济区呢？

目前在这一区域内最大规模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即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该合作框架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形成，参加国为中国和东盟十国（即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是世界上目前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贸易区。中国—东盟自贸区覆盖人口近19亿、约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九分之一，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而正是由于中国大陆地区在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努力获得的巨大成功，才间接但有力地推进了随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FCA）在同年6月29日正式签订。

这一区域内另一重要的合作机制是东盟“10+3”，指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机制。近年来，东盟“10+3”合作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并逐渐向政治、安全和文化等领域拓展，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对话合作局面。目前，东盟“10+3”机制已经在18个领域建立了为数50多个不同层次的对话机制，其中还包括外交、经济、财政、农林、劳动、旅游、环境、文化、打击跨国犯罪、卫生、能源、信息通信、社会福利与发展和创新政府管理等14个部长级会议机制。

从目前东亚地区已有的合作框架与机制来看，未来如果可能形成一个东亚经济区，至少会包括现在的东盟十国，外加中国、日本、韩国和蒙古等国。但除此以外，还存在两个不确定是否会加入的地区——一个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另一个就是朝鲜。

俄罗斯远东地区如果加入东亚经济区，由于俄罗斯本身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国家，则对其投资贸易的关税减免、货币结算交易等等方面就会由于地缘区域上的划分不清，导致一系列问题。同时，俄罗斯一旦加入，必然会与中国和日本争夺东亚经济区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那么区域内大国之间的争夺将会更加复杂。然而就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贸易投资规模来看，与中日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此外俄罗斯目前发展中，以能源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也正在显露一些“荷兰病”问题，其经济发展本身还具有脆弱性。因此，俄罗斯如果想插手并主导东亚经济区，将受到以上负面因素的制约。

另一不确定的地区是朝鲜。目前朝鲜实行的依旧是计划经济体制，其汇率、外汇管理、投资贸易体制、法律体系等各方面，都不适应本地区自由贸易区的相关制度和规则安排，根本无法加入任何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而如果朝鲜能够仿效古巴，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改革投资贸易、外汇管理等体制，同时建立与世界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那么不论是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地缘合作角度来考虑，朝鲜都应当被纳入东亚经济自由贸易区。但是，由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突然离世，新一代年轻领导人刚刚上台，这一进程的前景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陈雨露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货币竞争问题》一文中指出，货币竞争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发行国经济实力；制造品生产领域的比较优势；金融体系发达程度；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和交易网络的规模等。目前在东亚地区，还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具备绝对主导地位，其中人民币和日元暂时还难分伯仲，而美元由于历史等因素，依旧占据着一定的主导优势。因此，在目前的东亚地区还不存在某一种绝对支配性的领导力量，可以促成其一体化进程迅速完成。

如果把东亚经济区未来的形成趋势放进历史的尺度去观察，就会发现有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需要以相当长的时间单位来计量：其一是，区域内存在大国之间的多重博弈——东盟是否会接受中国、日本等国的主导，以及中日等国间的相互竞争——诚然，当一国的经济和货币在经济区中处于强势地位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形成自然主导地位，然而中国、日本，甚至美国，都会被动或主动地参与到亚洲经济区的主导权竞争中来，而且这一过程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角力才能分出胜负；其二是，地缘政治和领土、领海争端难以解决，譬如中国的南海地区，由于油气资源丰富，周边尤其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对中国南海领域频繁提出领土和领海权要求并在这一区域发生摩擦动作，此类地缘政治矛盾也会阻碍经济合作进程，也使短期内形成亚元区的可能性变得很小。即使随着亚洲经济和地缘政治未来能够迈向合作发展，日本由于与华元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而竞争力相对下降，南海争端平息，美国在亚洲无法维持主导地位，从而东亚地区内部最终有形成亚元区的可能，估计至少也是2050年以后的局面。

然而，虽然中短期内形成亚元的可能性较小，东亚地区在经济自由贸易、合作投资等方面依旧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因此，东亚的各国、各地区之间，可以就投资贸易及金融资本流动中的货币交易、结算、储备等问题，形成两两双边合作机制或者小范围的多边合作机制，从而一定程度上缓和东亚国家共有的货币错配问题，弱化美元在亚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成为一个以区域内数种主要货币为货币锚和主导交易媒介的准亚元经济区。

（执笔：彭鹏）

参考文献：

1.博源基金会：《人民币国际化：源起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人民币区域化：条件与路径》，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

3.刘力臻、徐奇渊等：《人民币国际化探索》，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资本市场发展的货币环境：人民币国际化趋势》，2009年，报告节选见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0105/18455717677.shtml。

5.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汇率博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影响评估》，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

6.AlanHeston，RobertSummersandBettinaAten，PennWorldTableVersion7.0，CenterforInternationalComparisonsofProduction，IncomeandPricesattheUniversityofPennsylvania，May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