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我第一次上大学报到，出了拥挤闷热的上海老北站，在出站口与和同行的进修老师和同学一起挤到很显眼位置的学校接待台。第一次感觉到掉进蒸笼的滋味，9月的老家已经有点初秋的凉意，而此时的上海又湿又热，衣服都裹在身上了。坐上清爽的校车，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车行路过闸北的棚户区，一片片低矮破旧的灰色楼房，让我怎么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那个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的上海滩呀。进入高校云集的杨浦区才感觉到大城市的气派了。那一个个高大素朴的院墙里都是让学子们向往的地方：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空军政治学院……快到邯郸路的时候，屁股已经有点坐不住了，禁不住朝窗外频频张望，这个从录取通知书上已经看了几十遍的位于“邯郸路号220”的复旦大学到底是怎样一个校园。此后，这个地址和200433的邮编以及我所在的法律系8727的邮箱也是我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无数遍向家人和同学广而告之的一项主要内容。

校车停在大门口时，好像夜色已经降临了，上海天黑得早嘛。还没来及打量一下黑魆魆的四周，只看见了高大的毛主席塑像，就四散开来，拖着行李，沿着遮满梧桐树的林荫大道，凭着学校示意图去找各自宿舍楼了。我要去的16号女生楼已经出了校外，我不太认方向，也不善于看地图，一路打听了好几个人，觉得那段路好漫长呀，我这个土里土气一看就是初次闯入的新生也一路被打量着。乍一见到走在林荫里轻搂的情侣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低下头快步走过，“卿卿我我”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上海果然是开放。

终于来到我的落脚点，给我分配的宿舍是三个专业合居的七个姑娘。第一次亲密接触到两个苗条美丽的上海姑娘，她们很热心、和气呀，当然也很洋气，说话也很嗲喽，只要两个人碰一起，就开始叽里咕噜说着我们根本别想听懂的话。琼戴着眼镜，比较内向，说话有点咬着舌尖，一字一句非常认真，是典型好学生的摸样。瑾真是标准的上海美女，我一见她就知道“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绝非虚言。除了我这个西北偏远地区来的，还有个矮矮胖胖、温柔娇羞的女孩倩竟然是邻省的陕西咸阳来的，她从小生长在新疆石河子，但依然白的倒像我老家夸人的白白嫩嫩的“瓷娃娃”呢，我一下子就觉得亲近了。她是被在芜湖上大学的姐姐送来的，已经安顿好了，也热心地帮我指点在哪个校区商店去买水瓶和脸盆，怎么买饭票，她后来成了我在大学的第一个朋友。我记得有次生病她帮我打饭，偏偏买了我在老家很少吃也不喜欢吃的洋葱和芹菜，洋葱有点甜丝丝，而芹菜有股药味道吃不惯，面对她的热心，我努力把饭菜吃得精光，也从此改掉挑食的毛病。倒是她四年之后都死活不敢吃黄鳝。

除了两个上海姑娘瑾和琼、我们两个西北姑娘，还有个名如其人的浙江椒江女孩玲，她虽然娇小玲珑，声音清亮，但说话语气非常干脆爽快，直视你的目光透出满满的自信和干练，一看就是多年的学生干部。初次见面她不忘给我们强调她老家属于台州地区，“台”字读一声而非二声，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可是倩的老家咸阳的“咸”明明应该读二声的，她却操着老家话读三声；而来自遵义的静把一声的“遵”也说成三声，当然我老家天水的“水”用老家话读四声。虽然中学说普通话不算多，但毕竟住校六年，和宿舍同学交流也算过得去。于是在这群南腔北调的同学里，我尽量操着还算标准的普通话蒙混过关。

玲的老家盛产黄岩蜜橘，她带来一大箱作为给大家的见面礼。我之前只偶然吃过又干又酸的红桔，满嘴留核，如此硕大甜美，竟然没有一颗果核的橘子简直像从罐头瓶标签上下掉来的。

南自广西南宁的女孩红是我们里边的大姐，她说话总是拖着儿音，笑起来像她老家的阳光一样明媚，她看样子挺会照顾人，没想到似乎是宿舍里唯一的独生女，大姐风范不愧是中学名校磨练出来的。最后要介绍的是和我同年但小我半岁的小妹妹静，她来自遵义，她是用我们听着有点像四川话的口音介绍“遵义的”。她名字叫静，其实性格有点闹，总是哈哈哈哈大笑着停不下来，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掩上脸从手指缝里偷看我们的动静。现在想想她大大宽宽的脸盘，扑扇扑扇的大眼睛和满脸俏皮天真的神情，真是忍不住要笑啊。她也总学着我老家话叫我的名字，觉得简直太好玩了。

有好一阵我要给南方同学纠正我是来自西北甘肃的，不是附近江苏的，他们读起来都差不多。说起天水,他们只知道是三国姜维的故里，我还要给他们补充是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地方，也是教科书上诗仙李白的祖籍“成纪”所在。现在都争得热闹了，好像都跨出国门了，我也不淌这浑水了。但天水无可争议的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飞将故里。这位悲壮的将军功勋等身，就是至死不能封侯。话说历史上封妻荫子的王侯如过江之鲫，可是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样的千古名句传诵的又剩下几人呢？

对了，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喝到上海的水，我不顾当着先我而来热情给我倒水的中学校友的面，几乎喷吐出来，这飘着一股让人不爽的味道，叫做“水”的东西哪里是人喝的？要知道我老家叫“天水”，虽然喝的不全是天上之水，起码是甘甜的地下之水啊。我后来初次去南京路过苏州河时才终于明白这股臭乎乎的味道是哪来的了。没办法，入乡随俗嘛，何况我还是从农村来到大城市，再别狗眼看人低挑剔了，捏着鼻子喝了几次也就习惯了。不过第一次放假回去灌下一大杯家里的井水，才发现这水原来是甜的啊，以前从没注意。

火车上和我同行的男同学顺着地图指示已经逛遍了校园，竟然足迹已经去过鼎鼎大名的南京路了。他很热心地陪我转了校园一圈，也带我去看了南京路，以前写作文老用鳞次栉比、摩肩接踵、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这些词想象繁华，当终于见到繁华时只有目瞪口呆了。虽然囊中羞涩，但第一次来到南京路总得买点什么做个纪念吧，我挑了本封面有个外国女孩抱着小狗的影集，我对自己的属相一向情有独钟，这个影集也将留下我大学生活的身影。我后来再没怎么去这个老乡宿舍，我不喜欢他的室友看着我们时别有意味的眼神，此后也就渐渐疏远了。

刚到学校安顿妥当，我最急迫的事当然是给爸爸写信，他会读给不识字的妈妈听，所以我尽量用老家口语化的语言来描述我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介绍我的学校和同学。此外就是得赶紧拍张照片给他们看看这个美丽校园的直观印象了。我上中学时几乎全穿着姐姐淘汰的衣服，那时夏天好像也不算热，最高温28度我已经要在水龙头下冲湿裤脚凉鞋解暑了，从来没穿过短袖，更没穿过裙子，高中毕业才穿着姐姐的裙子照了张四姐妹的合影。上大学时我带着二姐淘汰的裙子和露出一截大腿的厚长筒袜，一件爸爸临时买的短袖衬衣。还背着一个从老山前线下来的军人哥哥送的崭新的军用挎包，戴着小姐姐送给我的发卡，在曦院的假山前拍下了我在复旦园第一张笑容都没有来及打开的照片。

关于这个发卡我还得说几句，上小学时爸爸给我和小姐姐一人买了个宽发卡，一个金黄、一个暗红，上面是两条描金凤凰。当时小姐姐脾气比较任性，东西总是她先挑，她大嘛，挑了红的，我用黄的也喜欢。结果在五年级学校组织观影，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从影院出来走到半路都没适应明暗交替，排在路队里我竟然木头木脑地撞到电线杆上，发卡直接就断了，我当时心疼得只想哭，但忍住眼泪在拥挤的队列里慌忙捡起断成两截的发卡，怕同学嘲笑一路捏在衣袖里回家。回去爸爸给我用胶水粘了，小学毕业时我和姐姐同班，毕业照上都戴着发卡。此后这让我们珍爱的发卡一直陪伴着我们，直到上面的描金凤凰图案都不见了。我考上大学，但小姐姐落榜了，遭遇坎坷的姐姐在伏着被子哭红眼睛后，把她的红发卡送给了我，我就是戴着这个发卡来到复旦园，也带着对苦苦复读的姐姐的牵挂。

对了，还有个挺让我头疼的事，我录取通知书上的专业是我自己选的国际经济法，但安排宿舍时因为整个西北就我一个，估计被忽视了，所以才被安排到几个专业合居的宿舍。初来乍到，人生地疏，我不知道怎么和老师问我的专业是不是搞错了。勤工俭学给我们照相的师兄很热心，安慰我不用担心，直接给辅导员说就行了。老师确认我的专业是安排宿舍时弄错了，我就先在这个宿舍住了一学期，后来调整到我班同学的宿舍。这个小小的失误竟然让我除了结识两个宿舍的同学，多出几份友情外，也让我认识了大学的第一个朋友倩，在后来军训时按照宿舍划分和哲学系在一起，继而遇到我最好的朋友丹。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真有缘分？

说到照片我想起来那时候经常去五角场的一个绿铁皮报亭冲洗照片，当时的五角场还破破烂烂，没想到如今都成繁华商业圈了。老板招徕在外面的一张照片是《苔丝》的女主角娜塔莎.金斯基，她全身赤裸着被一条蟒蛇缠绕，遮住三点，大概是体现野性的惊艳。我每次看到却觉得触目惊心，我当时更欣赏自然、淳朴的美，喜欢她在电影里戴着宽沿帽的村姑扮相。

我们发的粮票里有半两的粮票，我看到上海人买点心竟然不是一次买一斤，而是可以买一个两个，不能不佩服上海人的精细。我以前吃过的香蕉是爸爸舍不得吃偶然带给我们的一个两个，表皮乌黑，因此我一直以为香蕉皮就是黑色的。在上海见到新鲜的香蕉橙黄橙黄，甚至有的还发绿，我才纠正了这个错了很多年的观念。我还知道我最爱吃的蒜薹在宿舍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但叫法和我不一样，管它叫蒜苗，而且嫌它有味道；而我叫蒜苗的东西她们叫大蒜，我叫大蒜的玩意她们叫蒜头。东北同学说的地瓜，我叫洋芋，而南方同学叫土豆。我还知道不仅我们各省的方言不一样，浙江省几乎是隔几十里就有一个方言，同在一省的厦门和福州竟然属于两大方言语系，我的同学就很自豪地同时会说这两大方言。哎呀，南北交融真的是有点好玩啊。

有一段时间我和咸阳姑娘倩、遵义姑娘静这三个来自偏远小城市的女孩时常结伴，好奇地在学校角角落落溜达，先从熟悉各教学楼的位置开始，免得下了一节课再去另外一个教学楼找不到教室。我们在学校后门的水果摊上讨价还价，我问香蕉可不可以买几“齿”，大把香蕉长得不就像一排巨齿吗？“哇-哈-哈-呀”，没等摊主答复，静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小齿齿呀”，此后因为这个典故她可没少取笑我。

初入校园还有个重要节目是会老乡。在宿舍呆着，总有成帮的老乡会找上门来关照着我这个新同学，有时候甚至还有外校的老乡在一起串。我也跟着去过同济大学，发现“吃在同济”、“玩在复旦”还是有些道理。在和一大帮男老乡闹闹哄哄会过几次之后，我失去了兴趣，但是认识了高我一届的新闻系师姐琳。这个说话一句一顿、温柔如水的女孩就从老乡变成了朋友，也是我工作后联系最密切的复旦校友，我和她的友谊在复旦园生长，在复旦园外一直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