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搞这个纪念馆，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要体现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

　　●邓小平说：“武钢也要有这个志气。要有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

　　●邓小平赞同地说：“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啰！应当这样搞，不这样搞，不能打破‘小而全’。”

　　● 湖北之行参观“八七”会址

　　1980年7月15日9时30分，一辆普通的面包车，在武汉市汉口鄙阳街139号，“八七”会议会址门前停了下来。

　　司机打开右侧车门，只见邓小平从车上走下来，微笑着和迎上来的人们握手。

　　然后，邓小平环视一下街景，仰望着面前这座已经分别了53年的小洋房。

　　在7月15日这天清晨，“八七”会址纪念馆和武汉市文物管理处的同志们，就接到电话通知，说有位中央首长要来参观。

　　于是，他们早早地就在门前迎候。一见来的中央首长就是邓小平，大家都欣喜万分。

　　同邓小平一起来参观“八七”会址的，还有夫人卓琳和女儿、小外孙女。

　　故地重游。邓小平还依然的记得，在1927年8月3日的那个夜晚，他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

　　这里是即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的秘密会场。

　　在1927年初，年仅23岁，已有几年职业革命家经历的共产党员邓小平，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被党派到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

　　这所学校名义上隶属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由共产党人领导。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该校的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邓小平拒绝到开封集训的命令。

　　于是，在同年的6月，邓小平只身乘火车经郑州，赶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

　　邓小平先到中共中央军委报到。随后，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被任命为中央秘书。

　　当时，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是邓中夏，下面分设8大政治秘书。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真正到任的只有邓小平一人。

　　“邓小平”这个名字，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而起的，他原名叫邓希贤。

　　作为中央政治秘书，邓小平最早来到这里，负责有关的会务工作。

　　“八七”会议的地点，设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也就是现在的鄱阳街139号。

　　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如接受瞿秋白、李维汉交代的任务，联系代表到会，选择确定会场，安排食宿，担任会议记录，并列席会议等。

　　会场为相连的两个房间，还有一间侧房做厨房用。这里原是援华俄籍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家。

　　房子空出后，还未引起人们注意。在这个陈设简陋的房子里，邓小平逗留了6天。

　　8月的武汉，酷热异常。但是，为了保密，只得整天的关着门窗，不透一点儿风，房间里闷热得像蒸笼一样。

　　邓小平与陆续来到的一、二十名中央委员和代表，都在这里静候。他们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干粮。

　　在焦灼的心境中，大家等待着8月7日，中央重要会议的召开。

　　53年过去了。今天，邓小平重新来到了会议旧址，不觉思绪万千。

　　楼梯仍然是直道式的。邓小平进门后，径直走到楼梯口，一口气登上29级台阶，来到二楼，缓步走进当年的会场。

　　会场是按原样陈设复原的，但究竟符不符合原貌，纪念馆的同志心里，并不是很有把握。因此，大家盼望着邓小平的指点。

　　“邓副主席，您看当年是不是这样布置的？”纪念馆的同志期待着他的认可。

　　“我记不清楚了，基本上是的。”邓小平说。

　　邓小平环视了一下后，见会议室摆满的整整齐齐的桌椅，补充说道：“不过，当时没有这么规矩。”

　　看着眼前的一切，当年开会的情景，又重新浮现在邓小平的眼前。

　　原定在7月2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到8月7日终于召开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举行关系到中国革命命运、前途的重要会议——“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８月７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由于当时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是在白色恐怖下，形势紧迫，因此会议仅开了一天。

　　邓小平一边参观，一边回忆说：

　　那张条桌，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台，开会时，条桌上还摆着一些手抄的文件。

　　瞿秋白、李维汉等，分别坐在条桌两侧。

　　邓小平还回忆说：

　　参加会议的人不论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还是地方代表，不论职务高低，一律自寻板凳坐下来。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点，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的。

　　在党和革命的紧要关头，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方针。

　　经过这次会议，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东江起义、琼崖起义、赣东北起义、湘南起义、渭华起义、黄麻起义等相继爆发。武装斗争的烈火熊熊燃烧。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在1972年9月22日，作为参加“八七”会议的老同志，邓小平写了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录，寄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

　　邓小平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主席是参加了的。还有翟秋白、罗亦农、李维汉等人，邓中夏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后，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等人。

　　同时，邓小平在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的信中，又写道：

　　写的“八七”会议简单回忆，如有必要，请转有关询问单位。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当他得知武汉市有几位同志，到北京征集有关“八七”会议的资料时，他非常高兴。

　　邓小平委托邓垦，捎去他对“八七”会议的回忆材料和对恢复“八七”会议会址的意见。

　　邓小平指出：

　　搞这个纪念馆，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主要是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起了什么作用……要体现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送给纪念馆。

　　今天，邓小平重访“八七”会议会址。

　　邓小平回忆说：

　　会前我们是陆续地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6天，最后走的……

　　邓小平还告诉工作人员，会议可能是在靠后面的房间开的。

　　此时，会场恢复在靠街面的前房。

　　邓小平边看边回忆，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

　　邓小平回忆说：

　　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政局变化很大，还是在八一以前就定的吧，一部分人去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是叫八七嘛，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从八一就开始了。

　　看完会场复原陈列后，邓小平回到一楼图片陈列厅。这时，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正从门外走进来。

　　“怎么样，像不像？”陈丕显笑着问。

　　“记不得了，基本上像。”邓小平回答着，然后两个人一起走进陈列厅。

　　在一楼的辅助展厅，邓小平看得很仔细，对会议的记录、会议的翻译、代表的名单、共产国际代表、他当时的身份等问题，一一作答。

　　同时，邓小平还对何时决定召开这次会议、会议的报告、各地武装起义等问题，一一作了介绍。

　　邓小平一边观看展览，一边解答纪念馆同志提出的问题，还不时地关照女儿和外孙女，好好看看。

　　在介绍会议代表的陈列前，邓小平端详着与会者的照片，满含深情地对大家说：“都是年轻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卓琳和陈丕显也都会意地笑了。

　　邓小平又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陆定一那时21岁，他比我小两岁。”

　　视察告一段落时，纪念馆的同志请邓小平谈谈他领导的百色起义的意义。

　　邓小平强调说：“首先是‘八一’南昌起义。”

　　邓小平对大家说：

　　那时，政局变化很大……一部分人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

　　会后，全国各地相继组织起义。虽然“八一”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

　　“八七”会议，为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邓小平参加“八七”会议的经历，使他增长了智慧和胆识。

　　在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不久，邓小平就挑起了中央秘书长的重担。同时，“八七”会议也使邓小平与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约10时许，邓小平视察完毕，随后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此时，会址前聚集了许多群众，大家都想见见这位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

　　邓小平热情地和大家握手，不断地说着：“劳神！劳神！”

　　此时，邓小平已是76岁高龄。

　　作为事件亲历者，邓小平的这次现场回忆，是最具体、最详细、最生动、最直接的一次。

　　工作人员了解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澄清了一些不符合历史的问题。

　　邓小平的这次回忆，大大推动了“八七会议”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到武汉钢铁厂视察

　　1980年7月16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陪同下，来到武汉钢铁厂，视察投产后的一米七轧机的生产情况。

　　9时45分，邓小平乘坐的面包车，来到武钢第二炼钢厂连铸车间的南大门前，停了下来。

　　虽然事先省委已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

　　不组织群众欢迎仪式，一切按正常生产进行。

　　但是，武钢经理沈因洛和副经理张春铭，在连铸车间门前迎接客人这一举动，却像通知了大家一样，将有重要人物来武钢视察。

　　当有心人打听到是邓小平要来时，喜讯像电波似的，迅速传开。

　　附近的工人赶来了，过往的行人站住了，下夜班的工人不走了。自发的欢迎队伍，把连铸车间南大门团团地围住。

　　当身穿白色短袖翻领衬衫，红光满面的邓小平走下汽车时，热烈的掌声和激动人心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邓小平与武钢真有不解之缘！

　　他第一次来武钢时，是在1958年12月13日，与陈毅一起来视察武钢一号高炉。

　　武钢总经理韩宁夫与全国劳动模范李凤恩，指着出铁口，向邓小平、陈毅介绍炼铁生产的流程。

　　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角度，然后两脚分开，踩在一根枕木上，那根手杖紧靠着右脚，双目炯炯地仰望着金星迸溅、铁水奔泻的出铁口。

　　邓小平一边听着介绍，一边欣喜地应着，眉宇间流露出满心喜悦的神情。

　　这是告别了战争年代后，新中国兴建的第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在言谈间，邓小平对铁水罐由机车拖到铸铁台，铸成铁块很留心。

　　邓小平问什么时候可以直接用于炼钢，并询问炼钢厂建在哪里……

　　韩宁夫—一做了回答，并说武钢二号高炉建设也即将动工。

　　邓小平和陈毅高兴地说：“你们要多建几座大高炉，那时我们再来参观。”

　　可是，人们怎能料到，邓小平第二次来武钢，竟整整隔了15年！

　　1973年3月，历经坎坷的邓小平，刚刚恢复副总理职务后，就十分关心武钢的生产和建设，关心武钢引进一米七轧机。并于同年的12月，到武钢视察。

　　这一天，邓小平视察了炼铁厂。

　　15年后的武钢炼铁厂，已平地建起了4座大高炉。厂党委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了四号高炉的建设和生产情况。

　　邓小平边听边看，并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当邓小平听说全国最大的高炉——四号高炉是边设计边施工，从破土动工到出第一炉铁水，只用了137天，恰好与淮海战役的时间相同时，这位当年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脱口而出，说：

　　好，又是一个“淮海战役”，是钢铁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钢铁工业要搞大兵团作战，但是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希望你们再打一个团结协作的漂亮仗。

　　在四号高炉视察时，邓小平还对武钢的发展规模，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设想。

　　邓小平深情地说：

　　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

　　武钢是新中国兴建的大钢都，地理条件优越，很有发展前途，现在搞400万吨，我看将来可以搞1000万吨！

　　邓小平初到轧厂参观时，厂党委书记准备扶他上铸铁炉铁梯。邓小平摆了摆手，谢绝了，自己登上了炉台。

　　在轧机前，邓小平看到了许多女青工。

　　当邓小平听说这是厂里的第一代女轧钢工时，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又是一个7年过去了，邓小平第三次来到了武钢。他一下车，就边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边向第二炼钢厂的连铸车间走去。

　　邓小平边走边问：“为什么先看连铸呀？”

　　张春铭上前说明：

　　从联邦德国引进的1600毫米板坯连续铸锭机，是一米七三轧钢厂的前期工序，素有“粮仓”之称，钢水在这里铸成钢坯后，首先送往热轧带钢厂轧成热轧卷、板，部分产品作为商品材卖给用户，部分产品送到冷轧薄板厂和硅钢片厂，进行产品深加工。

　　听了张春铭的介绍后，邓小平点了点头，随即对沈因洛等人说：“这里是一米七轧机的咽喉，这里的工作很重要，要抓好。”

　　邓小平向前走了几步之后，又以关切的口吻问道：“硅钢厂生产怎么样，你们的矿石含铜，对钢的质量有影响吧？”

　　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切准了武钢生产的脉搏。

　　武钢负责人就这个话题，就攻克含铜钢及“海比”专利的有关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是从日本、联邦德国引进的成套设备。合同规定：

　　“海比”硅钢片只允许含铜001％，镀锡板只允许含铜006％。

　　而武钢生产的钢，最低含铜量在03％上下，不符合合同要求。

　　国家花40个亿建成一米七轧机工程，却不能轧武钢的钢，这怎么行？

　　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领导人以及冶金部，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武钢立刻成立以张春铭总工程师为首的攻关队伍，广泛收集吸收国际钢铁生产先进技术，反复进行试验。

　　在武钢第二炼钢厂工人的支持下，终于攻克了这一难关，结束了只能用进口原料生产硅钢的历史，生产出了荣获国家金、银牌奖的有取向和无取向的优质硅钢。

　　在交谈的过程中，当听说“海比”专利是美国发明出口到日本，日本改进后又卖给美国，而中国是从日本进口时，邓小平说：

　　武钢也要有这个志气。我们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

　　在1975年，第二炼钢厂曾因漏钢事故，受到邓小平的严肃批评。

　　第二炼钢厂的职工卧薪尝胆，狠抓管理，在消化、吸收引进连铸技术中，勇于改革创新，终于实现全国钢厂中第一家全连铸，达到国际炼钢工业技术的新水平。

　　今天，第二炼钢厂能用自己的成就，向邓小平汇报，心中感到无比的自豪。

　　武钢原党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云飞，曾两次陪同邓小平视察武钢。

　　武钢原经理、省政协原副主席沈因洛，曾在邓小平第三次视察武钢时，负责陪同接待。

　　两人后来曾深情地回忆起小平同志三到武钢的情景。他们说：

　　武钢的整个发展过程，倾注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先念同志，都非常关心武钢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3次到武钢，3次都是武钢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时刻。

　　郑云飞回忆说：

　　当时武钢筹划的是搞400万吨钢，400万吨铁，他说你可以搞1000万吨。

　　当时说搞1000万吨，我们想都没想过，这足以看出邓小平同志眼光的开阔啊，那确实是超出一般人。

　　邓小平第三次视察武钢时，还是计划经济较强的时候，国家对企业绑得过紧，企业没有相应的自主权，武钢正在积极争取外贸权。

　　沈因洛回忆说：汇报时，邓小平同志没有表态，但听得很仔细。不久，武钢在冶金系统首先获得外贸权，走上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之路。

　　如今，武钢人不仅实现了邓小平当年的寄语，还让“武钢制造”走出了国门，叫响海内外。邓小平对武钢的指示

　　1980年7月16日这一天，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大家随邓小平边说边走，来到了武汉第二炼钢厂的连铸机的出钢口。

　　当邓小平看见连铸机下的操作室，青年工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操作时，便走了进去。

　　邓小平热情地鼓励青年工人，学习掌握国际先进技术，为中国工人阶级争光。

　　从操作室出来后，邓小平又走到连铸机尾转盘上，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连铸坯的输送流程。

　　邓小平一行从第二炼钢厂出来后，又连续视察了冷轧薄板厂、硅钢片厂和热轧钢厂。

　　有关人员向邓小平介绍说，一米七轧机产品质量好，热轧钢板经平整后，误差不到半根头发丝，冷轧板平整后，误差约一根头发丝的六分之一。

　　邓小平听后，满意地笑了。他对大家说：“你们要利用先进设备和技术，搞好产品质量，多出钢材，出好钢材。”

　　质量是工程建设的生命，也是产品的生命。

　　早在1975年9月28日，邓小平和其他4位副总理共同签发的，关于武钢一米七连轧机组问题的批示中指出：

　　我们对于武钢一米七连轧机组能否按时投产和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十分关心，也十分担心。……

　　加强对建设基地的领导，协调各部门之间工作，逐步做到备品备件自给，特别是立即在基地指挥部内建立生产准备指挥系统，做到按时投产，并且能保证持续生产。

　　要通过这个基地的建设和生产实践培养出一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具有更高水平的骨干队伍，使今后国内也能制造并发展这类机组。

　　这个批示，对一米七轧机工程的建设和顺利投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一米七轧机工程建设过程中，武钢的工人、干部同心协力，攻克难关。

　　为了落实国务院关于“按时投产、顺利投产、持续生产”的指示，热轧厂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日夜奋战在轧机旁，刻苦学习、掌握过硬的本领，不断地进行着摸索和试验。

　　在试轧这一天，厂里给每个工人，包括来帮助工作的每一个日本友人，送了一条白手绢。对此，日本友人感到费解。

　　结果，试轧第一天就轧出了6块钢坯，而且都是一次成卷。

　　这种一试成功的喜事，怎不叫人高兴得热泪盈眶呢？

　　日本大分厂的日波先生，也激动得用事先分发的白色手绢，擦拭着为中国同行的成功，而流下的激动的眼泪。

　　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明白了送这条白手绢的意义。

　　邓小平对武钢工人的这种刻苦钻研，掌握先进的技术，奋力夺取生产好成绩的拼搏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邓小平在观看了一米七轧机产品后，又兴致勃勃地来到操纵台前。

　　只见通红的钢坯从加热炉方向，穿过粗、精轧机组和层流冷却系统，迅速地奔驰着。钢坯由厚变薄，由红变黑，最后卷成卷。

　　邓小平在观看时，问武钢经理沈因洛：原先建设一米七这几个厂时，钢和钢坯打算从哪里来，是怎么设计的？武钢达到400万吨钢，还差多少矿石？配起套来，需要多少投资？

　　沈因洛对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邓小平继续说：“配套建设很重要，只有配起套来，一米七轧机才能发挥出效益。”

　　邓小平走出操作室时，不断地向坚守岗位的操作工人致意，挥手告别。

　　武钢人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殷切期望。

　　在改革的大潮中，武钢人成功地打了一场“翻身仗”，走质量效益型的腾飞之路，赢得了非凡的反响，受到了国家的表彰。

　　同时，武钢还把自己推向了国际市场，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邓小平到二汽视察

　　7月22日，天刚亮，邓小平一行的专列，便准时抵达十堰站。

　　从四川乘船，途经葛洲坝时，邓小平就十分关心地问：“离第二汽车制造厂多远。”

　　到武汉后不久，邓小平便在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陪同下，专程来二汽视察。

　　当年，尚在蓝图之中的二汽选址十堰，就是邓小平决定的。如今，他要亲眼看看，在困难中破土而出的汽车厂。

　　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乘坐一辆面包车，只要两位企业领导同志陪同，其中要有年轻干部。

　　早在车站迎候的“二汽”党委第二书记黄正夏、副厂长王兆国，以及正在“二汽”考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等，一起走上专列。

　　此时，邓小平正准备进早餐。早餐很简单，就是油条、稀饭和两碟小菜。

　　邓小平请大家到餐厅，笑容可掬地说：“请进来嘛，可以边吃边谈。”

　　黄正夏汇报“二汽”创业史时，邓小平笑着说：“早就想来‘二汽’看看，这次来成了。”

　　陈丕显说：“邓副主席在宜昌就询问‘二汽’，这次是自觉自愿来的。”这话引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吃过早饭后，邓小平没有休息，就乘着面包车，视察鄂西北新兴的十堰市。

　　邓小平一向关心中国的汽车工业。早在1965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二汽”在襄渝路沿线选厂。

　　当时，在一机部工作的段君毅，便向在四川进行视察的邓小平汇报。

　　“二汽”的年产量设计为10万辆，厂址必须具备交通便利的条件，汉水距此仅20余公里，襄渝线也从鄂西北入川。这既符合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精神，又有水陆交通之便。

　　邓小平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后，同意将“二汽”建在十堰。

　　“二汽”的布局，根据主要部件和总装方便，采取分片点、按专业厂集中建设。东西30公里，南北7公里。围绕专业厂配套建设居民点、生活服务，以及文教卫生设施，形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集镇群式的新兴城市。

　　陪同人员向邓小平介绍说，群众有个顺口溜：“十堰市真奇怪，不分城里和城外，说它是城市，种瓜又种菜；说它是农村，工厂山沟里盖。”

　　邓小平听后说：“这很有意思。”

　　这时，汽车恰恰走过“二汽”配套处，进入间隔地带。只见两旁是山，山上有树，山洼里有村庄和菜地。

　　邓小平笑着问道：“这是到了你们的农村了吧？工人一定有新鲜蔬菜吃。”

　　还是在1973年邓小平复出之后，“二汽”的生产才在全面整顿之中，逐步走上了正轨。

　　经过全厂广大职工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苦干实干，终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1975年7月，实现了205吨军用越野车的成批生产。

　　同时，民用5吨车生产线，也加快了建设步伐。

　　时任二汽党委第一书记的黄正夏，告诉邓小平说：

　　二汽全体职工经过两年的奋力拼搏，在1978年下半年，建成了5吨民用车生产线，当年就生产汽车5000辆。这在我国汽车工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也是在这一年，二汽不仅消灭了上年3200万元的亏损，还略有盈余。1979年，二汽获得的利润达6760多万元。

　　邓小平听到这些情况后，感到十分地高兴。

　　陈丕显向邓小平介绍了“二汽”自力更生、量入为出、分期建设、多做贡献的办厂方针。

　　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并说，已看过国务院批准这一方针的文件。

　　“二汽”根据这个方针，在国家支援下，大胆采用以老厂包新厂、一厂包数厂的办法，进行建设。

　　在设备方面，他们几乎把全国机械行业的“宝”都聚到“二汽”来了。

　　在全厂两万多台设备中，99％是我国制造的，其中90％是好用的。同时也进口一些关键的、精密的、大型的设备和先进技术，但是只占设备总数的1％。

　　二汽厂领导在车间，向邓小平介绍我国自制的缸体大拉床的功能。有1784把刀一分半钟，可铣削完缸体的6个面，只需6个人轮班操作，一台可抵20人操作的10台鼓形铣床。

　　邓小平听得很有兴致，他把段君毅拉到跟前，指着制造厂厂标说：“大拉床是济南第二机床厂造的，我们的机械工业能造出这个，不错嘛！”

　　在总装厂，摆放的“二汽”近年来生产的各种汽车，以及今后计划生产的各种汽车型号，引起邓小平的很大兴趣，他注意听取介绍。

　　当汇报到军民结合问题时，邓小平说：

　　“二汽”应注意多品种、系列化生产。一个汽车厂也可以生产非汽车产品。

　　“二汽”注意满足军用，这是好的，但从长远看，从根本看主要搞民用。军队要车，可能第一批要得多，以后就会逐渐减少。你们又搞军用，又搞民用5吨车，又搞8吨民用车，这很好。

　　“二汽”生产的供部队拉大炮用的25吨和35吨两种军用越野车，要求马力大、车速高、爬坡能力强、越野性能好。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两种爬32度陡坡的表演。邓小平一边看，一边评论着。

　　邓小平十分快慰地说：“25吨越野车，我知道，听说在南疆自卫还击战中立了功，部队很欢迎。”

　　邓小平还高兴地说：“能爬这么陡的坡，部队当然欢迎！”

　　在总装厂，邓小平抱着外孙女萌萌，高兴地坐上新下线的5吨车。萌萌说：“爷爷，我们坐的是卡车，大卡车好！”

　　邓小平说：“对！”

　　萌萌又对正在开车的陈桂祥说：“叔叔，你们这里造的都是大卡车吗？”

　　邓小平慈祥地对外孙女说：“你长大了，学叔叔开大卡车。”

　　陈桂祥有意把车开得很慢，好让群众们尽量地多看看邓副主席的风采，好好看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邓小平强调干部培养

　　邓小平在“二汽”的视察，按原定计划，只看3个项目，即总装厂、铸造厂、发动机厂。但是，邓小平却兴致盎然的一连看了6个项目，他一边看一边询问着一些情况。

　　邓小平边看，边提出发展民用产品，高度重视新技术和产品开发，鼓励竞争，多出去找差距等一系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企业发展思路。

　　厂领导向邓小平介绍说：

　　二汽”借改革开放的东风，率先在全国组织跨省、区的联营公司，在不改变隶属关系，不改变企业性质，不改变资金、物资供应渠道的情况下，采取多种形式自愿结合，把一些生产汽车的兄弟厂组织起来，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他赞同地说：

　　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啰！应当这样搞，不这样搞，不能打破“小而全”。

　　“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厂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二汽”竭尽全力，抓联营的工作。

　　陪同人员告诉邓小平，“二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13个国家，60批外国客人到“二汽”参观，都对“二汽”给予了好评。

　　德国奔驰汽车制造厂一位负责人说：“要不是亲眼看到，真不会相信中国会在大山区，建成这样一个规模大、技术先进的汽车厂。”

　　外国人从“二汽”建设中，看到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心、气魄和能力。

　　邓小平听后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应当有这样的信心！”

　　当时，“二汽”已同4个国家6家厂商，签订了350万美元的加工合同。

　　法国雷诺汽车厂希望用“二汽”的底盘，装上它的发动机，到国际市场上销售。

　　邓小平听到后，非常高兴地说：“那好啊！雷诺汽车厂我知道。20年代初，我在这个厂做过工。”

　　邓小平接着说：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一个问题，目前资本主义各国汽车已经饱和，但还有生意可做。

　　既然汽车可以出口，其他机械产品也应该能够出口。这说明外贸的潜力很大。

　　只要把质量搞好，就能出口。

　　多年来，“二汽”联营厂已达几百家，其中有紧密的分厂型，有半紧密的联合生产型，有松散的协作生产型。

　　在视察“二汽”之行中，邓小平对“二汽”在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方面非常关注。

　　那还是在邓小平来二汽的前几天，即在7月中旬的一天，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段君毅，接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中，陈丕显说，邓小平同志在四川调查研究以后，将前往湖北二汽和河南，让段君毅和河南省委有所准备。

　　段君毅在接到电话之后，立即向省委作了汇报。随后，在7月21日，与河南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一起，前往湖北。

　　由于段君毅曾经长期担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主管过二汽的定点、选址、建设等事项，因此对二汽的负责同志和二汽的历史都比较熟悉。

　　所以，段君毅在到了二汽之后，二汽党委向段君毅汇报了二汽当前的发展情况和主要工作情况。

　　厂党委负责同志在汇报到厂里抓好中青年干部的选拔问题时，谈到了青年干部王兆国。

　　这位39岁的青年干部，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在上学期间入党。大学毕业到二汽工作以后，担任过二汽车桥厂技术员、车桥厂团委副书记、二汽团委书记、二汽党委常委兼车箱厂党委书记。

　　1979年，王兆国任二汽副厂长、党委书记。这位同志政治素质好，年纪轻，懂业务，懂技术，会管理，经历过从基层到总厂的各个“台阶”，是一位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

　　段君毅听了之后，很感兴趣。在详细了解了二汽各项工作后，对王兆国的情况有了较深的印象。

　　在7月22日上午，邓小平乘火车到达十堰。

　　下车后，邓小平顾不上休息，立即由段君毅、陈丕显等负责同志陪同，前往二汽视察，参观了总装车间等主要生产车间。

　　一路上，邓小平时而步行，时而乘车，看上去精神饱满，兴致勃勃。

　　邓小平还与同行的段君毅、陈丕显等同志，谈笑风生。对二汽的工业发展水平和远景规划，充满了信心。

　　在视察途中，段君毅一边走，一边向邓小平介绍二汽在定点、选址、建厂、生产、工人队伍、技术人员队伍、领导班子等方面的情况。

　　在乘车行进时，段君毅谈到了二汽党委汇报的王兆国的情况。

　　邓小平听后，非常感兴趣，又十分详细地听取了段君毅对王兆国在二汽工作中的各方面表现的介绍。

　　同时，邓小平又向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询问了王兆国其他方面的情况。

　　在视察完二汽之后，回到住地，邓小平便召集有关的领导同志谈话。

　　在与段君毅、胡立教等各方面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说：

　　这次我出来，最感兴趣的是年轻干部。1966年哈工大毕业的王兆国，副厂长，39岁，又有业务能力………这样的青年干部要很好培养。

　　邓小平还说：

　　二汽有个车间副主任32岁，我见了很高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办好这件事，这比什么都有意义。

　　在谈话中，邓小平说：

　　现在任何一个老同志和高级干部，合乎不合乎党员标准和干部标准，就看他能不能认真选好合格的接班人。

　　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个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指出：

　　到党的十二大，要组织好3个委员会，一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核心；二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三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认为：

　　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要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50岁以下的同志，要占中央委员总数的50%左右。

　　要注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一定要把选拔青年干部的工作做好。

　　同时，邓小平还指出：

　　要安排好老干部，待遇不降低。顾问委员会不仅中央要设，省里也可以搞顾问委员会。

　　在谈到如何把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具体化时，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

　　老干部的责任就是选拔好青年干部，这是一项比什么都重要的工作。

　　从这次出来看，有的是人才。

　　在从“二汽”回武汉的途中，邓小平对陈丕显说：

　　“二汽”注意培养青年干部，很好。

　　“二汽”领导中的青年干部不少，有个副厂长，还有个分厂的副书记，都很年轻，一个38岁，一个32岁。又有多年的领导经验，而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表现也不错。

　　这可以看到我们党有人才，有干部。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动力。只要有一大批能掌握党的路线方针的优秀干部，党就会有希望，就能很好地掌握未来，就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黄正夏对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胸怀世界，尤为的钦佩。

　　黄正夏回忆说：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意见，当年我就带着二汽领导班子第一次走出国门，到法国、德国等国考察，接触和学习国际上成本核算等一系列经验，逐步对二汽进行改革。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小平同志思想指导下，在中央正式颁发城市改革指示以前实行的。

　　那时，已经在实质上接近了“市场经济”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实践。

　　“二汽”作为中国特大型的汽车生产集团，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