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强调了一句：“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江泽民说：“此事群众反映十分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

　　●李鹏说：“国务院自己更要做出表率，大力精简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去。”

　　● 武昌之行

　　共和国故事·春天故事在武昌发表重要谈话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辆没有编排车次的绿皮车，悄无声息地驶出站台，深夜出京，向着南方奔驰而去。

　　此刻，邓小平坐在南行的列车上，回顾刚刚过去的1991年，展望1992年，纵观世界形势，思考着中国的未来……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月18日到达武昌。专列停靠在武昌站的支线上。

　　邓小平走下专列，他透透气。老人家在月台上慢慢地踱着步。

　　几个警卫走到月台上，搓了搓手，踢了踢腿，狠狠地吸上几口烟。孩子们从专列上下来后，就像刚刚出了幼儿园，笑声娇嫩、尖锐，刺穿了被薄雾轻裹中的站台上特有的寂静。

　　腊月，北京的天气是寒冷，武汉的天气则是阴冷。长江的水气和北下的冷空气溶合在一起，像是给武汉披上了一件又湿又潮的风衣。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有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的原则。

　　但是，湖北省委的领导还是知道了，知道邓小平途经武汉，专列在此停靠20分钟。

　　消息的来源有三个：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铁道部负责专列运行的负责人，三是随行人员中通过专列上的电话，通知了湖北省委领导。

　　因此，湖北省委领导关广富和郭树言提早赶到火车站，在贵宾室等候。

　　邓小平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但仅限于工作中。在生活和对待下属上，邓小平是很随和的。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邓小平跟前，贴着他的左耳，大声请示道：“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

　　邓小平说：“那好啊，见一下吧。”

　　邓小平散步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子口袋，右手作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后，留下的一个习惯。听事的左耳让它安静，不听事的右耳让它喧闹。

　　这时，时年60岁的关广富和56岁的郭树言，得信后，疾步走出贵宾室。关广富趋前一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欢迎您。”

　　关广富是1983年任湖北省委书记，在此之前，曾任湖北省财政厅地方企业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

　　这次见到邓小平时，关广富已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做了9年。

　　郭树言比关广富小4岁，河南镇平人，早年留学苏联乌拉尔基工学院，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属于技术型提拔上来的干部。1990年3月，调任湖北省省长。

　　邓小平侧了侧身，握了一下郭树言的手。

　　郭树言怯生生地说：“小平同志，您好，欢迎，欢迎，我们已等了很久了。”

　　关广富和郭树言问候的话音刚落，邓小平就问道：“你们的经济抓得怎么样啊？”

　　专列停留时间短，时间有限，关广富只简明扼要地汇报了几句。

　　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关广富讲，又像是对着寒冷的大地在讲，显然不是就关广富的汇报话题而讲的。

　　邓小平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孙勇走过来，告诉邓小平，时间到了，该上车了。

　　邓小平再一次和关广富、郭树言握了握手，他强调了一句：

　　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踏上专列，服务员收起踏板，锁好车门，专列带着一身湿湿的雾气启动了。

　　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事就谈什么事，谈完就结束。

　　待邓小平的专列离开后，关广富和郭树言迅速地将谈话内容整理好后，传往深圳有关的同志，同时又迅速把记录稿传到了北京。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的两位领导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

　　这席话决非无缘无故讲的，而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因为，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真在太多了！

　　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打开电视机，新闻节目半数以上时间都是会议消息，许多领导干部已成了天天亮相的“电视明星”。

　　未上电视的会议，更是无法统计。各种文件多如牛毛，上下传递，川流不息。

　　有一位省委负责人曾大发感慨，说他下乡一星期，回来时文件堆积成山，看文件成了最头痛的事。

　　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一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

　　邓小平向来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尤其反对会议多、文件多。

　　早在1978年，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写进了“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

　　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

　　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少讲空话，多办实事”，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也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

　　针对目前存在的形式主义，邓小平向各级领导干部、向全党发出了忠告。

　　虽然，邓小平在武汉只停留了短短的20分钟，但是，这一行动本身，已透露出丰富的、耐人寻味的内容，相对于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武汉的起步确是晚了一些。

　　但是，中国的全盘发展，无疑绕不过武汉这个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地理及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华中重镇。这一切，在以后的日子里很快得到了证实。

　　在同年的5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对外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

　　以此为契机，武汉多层次，全方位地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发展，大规模地改造老武汉，使武汉成为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向现代化的国际性都市不断迈进。国务院贯彻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在武昌接见湖北省领导，严厉批评形式主义的谈话，迅速地传到了北京。

　　1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

　　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江泽民说：

　　此事群众反映十分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

　　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扎实工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李鹏说：

　　最近一个时期，国务院系统各种会议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安排过多，有的会议时间过长，耗费了各级领导不少精力，应引起高度重视。

　　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很快地下达。《建议》要求：

　　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今后除在国内外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项目之外，各地各部门不要组织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并从严控制和压缩所属单位组织此类活动；确需组织的，要力求节约，并在形式上加以改革。例如，剪彩可用彩线、纸带代替绸布或采用其他简朴的形式。

　　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党政机关举办的表彰颁奖活动应体现其严肃性、权威性，应有严格的标准，并加以控制，既不能过多过滥，也不能随便提高规格。

　　该由哪一级表彰就由那一级出面，该在什么范围宣传就在什么范围宣传。中央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部门或地方的表彰颁奖仪式。

　　严格执行邀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有关规定。

　　今后，凡是部门、地方举办的会议、活动确需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由省、部机关办公厅报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办理。

　　改进领导同志参加会议、活动的新闻报道。对领导同志的内事活动的新闻报道，要从实际需要出发，除由中央组织或中央批准组织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和活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

　　宣传报道的内容要改进，重点应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建设成就、先进人物事迹等方面。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应减少一般性会议、活动的报道。

　　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层层效仿。

　　在《建议》下达之后，各级领导干部遵照文件的指示精神，严于律己，去繁就简。

　　在经过一系列的治理整顿之后，形式主义之风有了改观，政府机关领导的工作效率也有所提高。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