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

　　●毛泽东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毛泽东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 进行调研

　　共和国故事·另辟捷径毛泽东接连写出按语

　　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从杭州考察回到北京的第四天，北京市即率先宣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在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从工人、店员、农民和工商业者代表手中接过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喜报。

　　随即，天津、重庆、杭州、哈尔滨、上海、旅大、呼和浩特、长春等各大中城市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喜报接踵而来。

　　当秘书田家英按毛泽东的吩咐，将起草好的出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消息稿,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笑着说：

　　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

　　《高潮》一书出版之际，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兴起。毛泽东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高潮》一书封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实际的“执行主编”是毛泽东。序言也是出其手笔。

　　当时，毛泽东称该书编辑过程是他“建国后的第一次调查”。毛泽东为书中的104篇文章写了按语。

　　《高潮》中的毛泽东所加按语，可以看作是其调查报告。

　　毛泽东在为《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一文写按语时指出：

　　这个县的情况也告诉我们，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一年内每个男女劳动力的工作日，依照经营方法的改进，生产门路的扩大，还可以增加，不是如同文内所说的男的100多个工作日，女的几十个工作日，而是可以做到男的200多个工作日，女的100多个工作日，或者更多一些。这个数目，现在别处的有些合作社，已经做到了。

　　《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一文的按语指出：

　　不要以为只有老解放区才能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的运动，晚解放区则不能够，这样想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晚解放区同样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就若干的县、区、乡来说，晚解放区可能和老解放区同时完成、甚至先期完成合作化，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事例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完全要看党的领导工作是否适当，是否少犯错误来决定的。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按语是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吧，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毛泽东在《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一文的按语中，指出：

　　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最为有利这一点，海南岛红旗合作社的经验也是证明。这个大型合作社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它就准备转变为高级社。当然，这不是说，一切合作社都要照这样做，它们仍然要看自己的条件是否成熟，做出自己究竟在何时实行并社升级为宜的决定。但是，一般地说来，有三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当着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级杜更为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级了。

　　《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边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按语：

　　这一篇写得有声有色，可以一阅。这个乡的党支部是一个模范的支部，它领导群众做了许多英勇的斗争，获得了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在写按语的时候，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在《宜宾县天池乡集体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计划繁殖耕牛的》一文的按语中指出：

　　有些合作社，不但不注意繁殖小牲口，已有的小牲口也不重视，这是完全不对的。应当把一切大小强弱的牲口做出统一的安排，并且应当如同宜宾县那样有计划地繁殖小牲口。

　　毛泽东对人民生活无微不至的关怀，由此可见一斑。

　　看到《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时，毛泽东沉思过后，挥笔写下：

　　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乡已经有了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7个互助联组，3个常年互助组，14个临时互助组，占应当组织的农户984%。在1954年12月以前，这个乡的党支部还没有把自己领导工作的重心放到互助合作方面来，党员对于领导互助组的工作怕困难。支部所依靠的不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而是工作组，似乎是上面派在那里的工作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党的农村支部处在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的，现在在全国还是不少的。不但支部，可能还有一些上级党委也是这样。问题就在于这一点。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

　　通过按语，毛泽东还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集体经济的整顿巩固和有关生产建设的方针、政策等，作了很多重要的指示。

　　毛泽东在按语中强调指出：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农民群众中间有很大的潜在能力……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看完《皋兰县的三年发展计划》一文后，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按语：

　　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文件。不管这个计划里面的某些部分在最近几年内是否有实行的条件，例如拖拉机站和教育经费等，也不管这个计划在计算方面是否精确，总算有了一个全县的全面计划，这个计划的总的精神是好的……我们建议每个县都在国家和省、区的计划所许可的范围以内，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可行的全面的计划，送省、区批准实行。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对于各县做计划这件事，认为可以先由县级将计划的轮廓发给区乡，由各区乡依据县的计划和当地的情况，制定本区本乡的计划，报告到县，然后由县综合起来，再行决定县的计划。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好的。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大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有组织、有领导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全面发展了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

　　当时，毛泽东通过调查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体化后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工作等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意见，保证了中国农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速地健康地向前迈进，10年来指导和推动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发展和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建了空前的光辉业绩。毛泽东邀工商执委座谈

　　1955年11月22日，毛泽东邀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开始走上一个新的发展的阶段。

　　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之前的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会议向毛泽东发来致敬电：

　　敬爱的毛主席：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您的谆谆教导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经过21天的会议，现在胜利闭幕了。在会议期间，我们每个人都以无比感激和万分兴奋的心情，认真地学习和讨论了您在座谈会上对我们的教导，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深刻的教育，进一步看清了前途，坚定了信心，增加了力量。您对我们亲切的详尽的教导，使我们明白了：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清祖国伟大的前途，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您的每一句话都深入我们的心坎，使你们感动，也使我们惭愧，我们将永远记住您的教导。

　　在您的伟大感召下，我们很多人做了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深深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损人利己的本质和必然趋于灭亡的规律；认识到我们中间有许多违反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行为是错误的；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才能使大家过越来越富裕的生活，也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我国所能走的唯一光明的道路。您启发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加强了我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心。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大家有份的，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大家有责的。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从一个剥削者逐步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人民，把我们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伟大前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向着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奋勇前进。

　　0

　　致敬电中还说：

　　我们大家向您保证，决不辜负您的教导。我们要把您的教导和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给全国广大的工商业者，耐心地、反复地说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好处，和大家一起认真地加强学习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积极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踊跃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

　　这次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会议，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着重讨论资产阶级个人的改造问题。

　　会议首先由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致开幕词，陈叔通在题为《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开幕词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地提出资产阶级分子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怎样把国家和自己的前途结合起来，怎样爱国守法，学习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思想改造，怎样由剥削者逐步转变成为劳动者，以及怎样培养先进核心分子，发挥核心分子在改造中的重要作用等都作了比较深透地分析。

　　在这次会议中，许多工商界人士作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前途。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会议讨论和发表了《告全国工商界书》，针对着当前工商界思想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解释。号召全国工商界“努力学习，不断地改变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改变旧生活，接受新生活，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

　　号召全国工商界“紧紧地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满怀信心地同全国人民一道，向着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目标迈进”。工商界认真地学习这些文件，必然会有助于增强信心，提高认识，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大踏步地向前推进。毛泽东命薄一波汇报

　　1956年1月是一天，毛泽东找到秘书田家英谈话。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

　　田家英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显然他还没有想过“下一步”的事情，但是毛泽东已经在思考新问题了。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中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

　　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因此，毛泽东认为，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毛泽东深知，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础。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

　　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

　　毛泽东还在这次会上指出：

　　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

　　为此，毛泽东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

　　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12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

　　毛泽东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

　　当时，毛泽东认为，只要有了12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当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

　　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不久，一天，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在汇报中，薄一波谈起为准备中国共产党八大的报告，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一事。

　　这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对薄一波说：

　　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薄一波欣然承担了此任。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统一在这个进程中。

　　改造和建设齐头共进，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涌起，成功在望，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尽管它还会有些遗留任务，但已处于次要地位，而经济建设将长时期成为主要任务，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战场”。

　　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建设方面。第三次计划会议开幕

　　1956年1月10日，全国第三次计划会议在首都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1956年计划草案，并座谈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轮廓，还讨论了工业与农业、生产与分配、基建与资金、国家建设与地方建设的关系与安排等问题。

　　1月13日，国家计委给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简报指出：

　　1956年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235种产品，除煤炭、木材、碱等少数产品基本平衡或有少量的多余外，大部分是紧张或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

　　这样，由于突击生产和赶任务，使有些企业不重视安全生产，以致不断发生严重的设备事故和人身事故。农业上，由于增产计划过大，合作社规模过大，对社员的干涉过多，要求过高，企图使12年规划中的种种好事在两三年内办完，从而使社员负担过重。加上计划订得过死，方法上强迫命令，引起农民的不满。

　　上述情况，引起国务院和有关业务部门的高度重视。其实，早在195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对新中国的建设规划进行了必要指导。

　　1955年1月底，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不指名地对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和一些经济学家进行批评。发展重工业是党的任务，党坚定不移地执行这条路线。

　　1955年2月，继任的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发表讲话说：政府在经济方面，今后要坚决实行既定的尽力发展重工业的路线。

　　1955年9月，鉴于有些经济部门预计完成不了当年的主要计划指标，中共中央10月4日下达指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要切实加强第四季度的工作，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5年度的计划。

　　中共中央要求在编制1956年度计划草案时，要分析具体情况，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发掘潜力，克服困难，在全国平衡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计划指标，努力争取实现。

　　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发展，引起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新构想。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同14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商定《农业十七条》，提出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确定以此作为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指出，党的“八大”会议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右倾保守。

　　195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说：

　　明年八大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以使总路线所规定的总任务提前完成；不是15年左右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提前完成；不是基本上完成，而是全面完成。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同与会者商量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初稿。

　　中共中央还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1375人，分组讨论，做了一些修改。

　　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正式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这一时期，中央还是把重心发在了发展新中国的工业问题上。

　　早在1953年3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去世。在当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联席会议上，马林科夫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1953年9月，赫鲁晓夫任中央第一书记。

　　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

　　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省、市负责人会议上，传达和部署将于1956年下半年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为了做好召开八大的准备，一个宏大的汇报工程已经在毛泽东心中渐渐清晰起来。毛泽东召集国务会议

　　1956年1月25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邓小平、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程潜、傅作义、龙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李四光、章伯钧、陈嘉庚、鲍尔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各办公室主任，各部部长和有关各部副部长，各委员会主任、有关的副主任和直属单位的负责人。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学部主任、研究所所长和研究室主任，北京的和来自各地的各高等院校的负责人、中小学校的代表、著名的科学家、教授、专家和工商界、文艺界、新闻界、宗教界等各界人士也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

　　毛泽东说：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6年中，前3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当时，新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已经基本上改变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

　　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在讲话最后，毛泽东说：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在场人员热烈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毛泽东讲话以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就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作说明。

　　这这次会上，周恩来就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等问题，陈云就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的问题，李富春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和今后的规划远景的问题，作重要发言。

　　接着，科学界、教育界、工商界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先后发言，一致热烈拥护这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大家在发言中指出：

　　这个纲要的提出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其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是完全切合实际的，是可以完成的。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所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有关的专家们在发言中还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

　　与会人员在发言中还指出：

　　这个纲要的实现，将使我国的农业成为先进的农业，将使我国广大的农村根本改变面貌，将使5亿农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大大提高，将为我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粮食和原料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个纲要的公布无疑将大大鼓舞全国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高潮，并且大大鼓舞其他各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

　　大家并且表示一定要为这个伟大的农业发展纲要的实现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当天的最高国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曾召集中国共产党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进行了讨论。

　　毛泽东在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对新中国建设各项事业的具体调研与肯定，也是对未来建设的规划。